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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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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Հրատարակչություն:
中信出版社
Լեզու: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7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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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B, 3.8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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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简史





[英]诺曼·斯通 著

刘昌鑫 译





中信出版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土耳其简史

作者:【英】诺曼·斯通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508674742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推荐序


土耳其地处亚欧大陆的结合部,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神奇国度。东西交融的深厚历史积淀,在土耳其的土地上编织出色彩斑斓的绚丽画卷。早在近4 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内陆腹地,赫梯人建立的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先河。此后数百年间,希腊人的移民浪潮和罗马人的军事扩张,给安纳托利亚地区注入了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元素。拜占庭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堡犹如镶嵌在地中海世界的璀璨明珠,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标志。蒙古西征期间,突厥人如同潮水般涌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大约700年前,奥斯曼帝国横空出世,成为继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后中东历史长河中最后的帝国。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雄风不再,国势江河日下,往日的辉煌随之渐渐远去。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历经“一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踏过崎岖颠簸的艰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奥斯曼帝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安纳托利亚大地迎来了现代化的活力和生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土耳其简史》,出自英国学者诺曼·斯通之手。相比于目前所见的多种同类著作,作者尽管具有西方学术背景,却未局限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而是极力摆脱西方学者对于土耳其的传统偏见,多处观点颇显公允,实属难能可贵。作者将土耳其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之下,将土耳其历史的具体内容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客观梳理诸多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分析历史进程的前因后果,试图澄清历史谜团和还原历史真相。本书虽然名为“简史”,且篇幅有限,却贯通古今,特别是就土耳其历史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予以了深入考察,思路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土耳其简史》一书的译者刘昌鑫博士,先后攻读英语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和中东史专业,2016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土耳其简史》的中文译稿措辞准确,表述清晰,行文朴实,略带几分古香古色,赏心悦目,反映出译者具有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学术素养。相信中文版《土耳其简史》,将会成为历史爱好者的上佳读物,亦可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参考。

哈全安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1453年奥斯曼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来自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Le Voyage d’outremer,1455。现存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前言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拥有连接欧亚两洲最优良的天然港口,故而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1453年,它成为继拜占庭帝国之后的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其重要地位至今仍丝毫不减当年。写作本书时,我曾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天都可见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其中许多艘巨型油轮或者集装箱船来自中国,正在出入黑海。在伊斯坦布尔,从拜占庭帝国于6世纪兴建的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土耳其苏丹修建的宏伟清真寺,帝国雄风的遗迹随处可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笼罩着现代世界的幽灵。尽管它在“一战”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它之前控制的辽阔区域却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从14世纪开始,它以今日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地区为基地,迅速扩张成一个世界帝国,囊括了从大西洋的摩洛哥海岸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从当今的奥地利—匈牙利边界到也门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被沙俄取代;19世纪,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其中以希腊最为著名;到了20世纪,它又失去了阿拉伯地区。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便向世界呈现了一系列难题,以至有些人颇为缅怀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耀。

1916年,那位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曾付出艰辛的努力,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尽管当时的外国人都那样称呼奥斯曼人,但是他们自己只在后来才开始使用这个称呼。1919年英国控制伊拉克后,劳伦斯俯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思忖为何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多达10万人,并装备坦克、飞机以及毒气等武器,这个地区依然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冲突之中。相比之下,在土耳其控制的巴士拉、摩苏尔以及基尔库克这3个伊拉克省份,虽然只有1.4万名从当地招募的维稳人员,且每年仅处决90人,却依然能够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这种疑惑同样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曾经耗尽30年的时间,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但是最终只得撒手不管,将其交由联合国处置。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则展现了这个谜题的另一种版本。奥斯曼帝国维持了和平,或者说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各种问题,这与英属印; 度的情况颇具相似之处。尽管190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曾认为英国能够“永远”保留这一殖民地,但英属印度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

英属印度以分裂告终,并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诞生。由于孟加拉国后来也寻求独立,巴基斯坦最终也惨遭分裂。根据阿富汗地区形势的发展,就算巴基斯坦再次解体,世人也不会过于吃惊。这便引发了一个关于现代土耳其的核心议题。在现代,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记录并非没有瑕疵。我们没有必要追溯至年轻的土耳其中亚史学家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所论述的那样遥远的时代,并抛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择其两者”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奥斯曼帝国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继承其衣钵的土耳其共和国进行认真研究,奥斯曼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教?或者反过来说,奥斯曼人在不重视伊斯兰教的时候是不是更成功呢?

土耳其共和派分子坚决认为应该实施政教分离,并将伊斯兰教视为发展的巨大阻力。当共和派分子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时,他们效仿的是法国。早在1905年,法国就已实现政教分离。当时,在刺刀的逼迫下,法国国内的修女被迫离开了女修道院。天主教会曾一致错误地赞同对所谓的犹太间谍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进行迫害,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法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反教权主义传统,坚定的共和派分子辩称天主教应该为法国地位的下降以及被英德赶超负责。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如果要寻找一位患难知己,则非西班牙莫属:西班牙曾经是拥有700年伊斯兰教历史的世界帝国,后来成为实行军事独裁的民族国家,而且这段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土耳其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爆发惨烈的内战,但是它在“一战”中的悲惨遭遇则使其与西班牙同病相怜。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充满敌意。1924年,数百名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被驱逐出境,每人仅获得2 000美元的补偿,这些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允许回国。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中有一句话,暗指一些人将历史看作一只刚刚孵化出的小鸡,仅能看到它自己的些许蛋壳。但共和派毕竟赢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这是土耳其人历经千辛万苦,自17世纪以来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奥斯曼帝国苏丹与英属印度的阿加汗(Aga Khan)一样,希望与西方强国,特别是英国达成妥协。土耳其共和派分子遂将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其他旧帝国体制一并废除。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馆,伊斯兰主义者被无情地驱逐,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从希特勒魔爪下逃出的众多难民——本书正是以此为开篇。

土耳其共和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堪比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在我写作本书时,两个世界级的工程项目已经在土耳其破土动工。第一个工程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底部修建隧道,运行由安卡拉驶往欧洲的快速列车。相比于这一工程,第二个工程甚至更加宏伟。除了个别区域,土耳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落后状态。现在,土耳其开始在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坝,这不仅便于灌溉和发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主要为库尔德人居住区)所呈现的崭新的繁荣态势,使得该地区与其东部和南部的邻居卓然不同。但是,土耳其共和国遇到了困扰所有启蒙运动的难题:得鱼忘筌。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在宗教上更加保守的安纳托利亚人取代,土耳其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诸多疑问。

如果你是土耳其人,那么你需要探寻自己的归属到底是古老的当地突厥传统、波斯、拜占庭,还是伊斯兰或者某个伊斯兰教派,又或者是自觉的西化。土耳其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的艰辛历程,将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土耳其在此辩论进程中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在经济层面,土耳其已超过欧盟的前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且又一次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土耳其共和国的早期领袖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决心消除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动辄以蒙昧主义的借口随心所欲地打击伊斯兰教。但是,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土耳其各地区日益繁荣,安纳托利亚地区沉睡的城镇也在逐渐苏醒。这些地区的政治取向是宗教性的,而目前治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经常以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为榜样,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憎恶。如今的土耳其民众极其珍视其充满荣耀的历史,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知之甚多。

这并非是一位旁观者的评论,而且我也一直在极力避免这种状况,但是我仍想说现代土耳其正在拙劣地效仿类似于19世纪晚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 II,1876—1909年在位)所进行的变革。当然,我并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如今,人们正在重新审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位历史人物。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奥斯曼帝国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它仍以宗教立国(至少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变革,在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也从此崛起。但是,专业知识分子阶层和军队却反过来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有关于此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

我希望在上文中列举的6种归属已经融入今日土耳其的形成过程之中。对于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来说,它们也是不尽相同的,我的诸位土耳其好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使我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以致谢意,但他们会理解的。我只能说自己非常喜欢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特别是在本科生部,而且多年来,我依然与一些已毕业的学生保持着往来。我的土耳其语也有所长进,虽然许多出租车司机听到我带着苏格兰口音的土耳其语时,常常会困惑地大摇其头。我依然记得每周在海峡大学举办欧洲历史讲座的经历,并对此怀有特殊的情感。很荣幸,我以前在海峡大学的两名学生——目前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哈桑·阿里·卡拉萨尔以及在剑桥大学彼得学院任教的穆拉特·希维劳古鲁(Murat Siviloğlu),他们与资深土耳其历史专家安德鲁·曼戈(Andrew Mango)一起批阅了我的手稿。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法赫里·迪克卡亚(Fahri Dikkaya)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他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方面给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使我避免得出一些武断的结论。如果文中出现了纰漏之处,也可能是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后,我还要感谢Thames & Hudson出版社极其高效的出版团队,以及我的出版代理卡洛琳·米歇尔(Caroline Michel),她负责组织了本书的出版工作,我从中受益良多。





对本书中术语的说明


我坚决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应该使用历史术语——当然我无意冒犯任何人——因此“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会一直使用到奥斯曼帝国末期,这就如同“阿勒颇”和“萨洛尼卡”是标准的称谓一样。我忽略了它们在奥斯曼抄本中的区别,因为这种差别只有在阅读原本时才有意义。





序曲


弗里茨·诺伊马克(Fritz Neumark)用德语创作了一部名著,即一本名为“博斯普鲁斯避难记”(Zuflucht am Bosporus)的土耳其回忆录。尽管他不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却详细描绘了自己在1933年夏末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时的美好场景。时值夏末秋初,伊斯坦布尔林木茂盛,处处郁郁葱葱。客船依次穿过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在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金角湾之后,便到达了加拉塔大桥,桥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式灯塔,这种建筑样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极为普遍。库尔德搬运工背负着诺伊马克的行李走上街道漫长的台阶,将他送到公园旅馆歇脚。这个旅馆紧挨着原来的德国大使馆,是一座装饰成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在到达博斯普鲁斯后不久,诺伊马克参加了由外交部部长举办的接风宴——如果需要一件晚礼服,一位希腊裁缝在三天内就能赶制出来。作为一名从希特勒的魔爪下逃出的难民,诺伊马克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了讲授金融学原理的教师职位。在此期间,大约有1 000名德国难民来到土耳其,甚至有一段时期,爱因斯坦差点成为他们的领袖。当时,爱因斯坦已经接受了理论物理的教学职位,但由于土耳其政府希望他讲课而他又不愿意,因而最终没有就任,而是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尽管如此,其他到达土耳其的德国难民也非常优秀,以至新伊斯坦布尔大学在近10年的时间里名列世界大学前茅。

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后来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总设计师;汉斯·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讲授数学哲学,并组织了土耳其的滑雪队。这些难民中的佼佼者非赫尔穆特·里特尔(Hellmut Ritter)莫属,他是一位性情古怪、吝啬、脾气有些拧的人,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于德国情报部门。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堪称玄妙的伊斯兰诗歌方面的专家。由于同性恋问题(考虑到当时的时间以及地点,这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他被迫从汉堡东方研究所离开,来到土耳其。最初,他在安卡拉火车站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大提琴,勉强维持生计。随后,他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书馆员,负责重新编排书目。在此之前,该图书馆的书目由一个蓄着胡须的小老头负责,他把图书条目潦草地写在纸片上,然后将它们存放在抽屉里。

那些德国难民中的配角也同样素质超群,其中包括卡尔·埃伯特(Carl Ebert)。他是格林德本歌剧院的首席艺术指导师,在1936年创立了安卡拉音乐学院中的歌剧和戏剧学院。作曲家保罗·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则帮助重组了土耳其的音乐教育。在这些难民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他于1948年成为西柏林市的市长。那段时间苏东阵营正在对西柏林进行封锁,还发生了著名的柏林空投行动。罗伊特被英国贵格会教徒从集中营中救出,并在1935年到达安卡拉,讲授城市规划课程。他精通土耳其古语,因而肩负起土耳其语言改革的使命,这项任务主要是用适当的土耳其古语词汇取代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罗伊特曾在1917年作为战俘被关押在中亚地区,因而被认为拥有深厚的土耳其古语功底。很可能是罗伊特推进了土耳其语的改革。另一方面,他在安卡拉很受爱戴,他个子很高,经常戴着贝雷帽,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四处走动,而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安卡拉主要是在中欧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赫尔曼·扬森(Hermann Jansen)教授负责设计(充满智慧),克莱门斯·霍尔茨迈斯特(Clemens Holzmeister)教授负责执行(也充满智慧,但偏离了正常轨道)。

土耳其需要这些德国难民,正因如此,它才能够开启激进的文化、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今日的土耳其,也就是在1923年建立起的土耳其共和国,疆域基本未变,一直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奥斯曼帝国在最强盛的时期,领土曾延伸到三个大洲。从17世纪末期开始,帝国日益衰落,并在“一战”结束后解体。随着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土耳其共和国应运而生,其领导人决定扭转土耳其继续衰落的趋势,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8年的语言改革。当时,土耳其语主要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包含大量阿拉伯语词汇,涉及情感或者食物时还包含大量波斯语词汇。但是,阿拉伯语是一种喉音式语言,仅有3个元音,而土耳其语有8个元音。在辅音方面,旧土耳其语也存在诸多问题,仅阿拉伯语字母“z”就有4个版本。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要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拉丁字母甚至是西里尔字母会更实用。正如土耳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军队在语言改革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战”期间,如果土耳其军方要发送一份加密电报,首先需要将源语言翻译成法语,然后再进行编码并经莫尔斯电码发送,接收方则需要将其解码后再翻译成土耳其语。当时,已经有军官呼吁将整个过程简化,于是在战争结束10年后便发生了如下一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土耳其字母全都实现了拉丁化。

最终,土耳其民众的文化水平确实有所提高,现在土耳其每年能够引进1.1万册外版书籍,而中东地区每年引进的外版图书只有300册。土耳其作家很早就已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哈利卡纳苏斯的渔民》(The Fisherman of Halicarnassus)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在英国成为畅销书,正如今日的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的作品一样。但语言改革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退步:许多文学传统遗失;在旧帝国应用科学学院——这所大学的官方名称——学者们反对进行语言改革,而且故意拖延。1932年,这所大学被关闭,因而才需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来填补空缺。希特勒将大批优秀的德国人驱逐出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土耳其的红利,但是这些难民仅仅是众多来到土耳其的外国人中的后来者。20世纪著名的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马特(Nazim Hikmet)就是一位被驱逐的波兰人的外孙,他曾创作了一句流传已久的土耳其名言,将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占领举动描述为:“冲出亚洲,像一匹母马的头一样延伸到地中海地区。”





第一章

起源





来自穆罕默德·赛义赫·卡拉姆,突厥游牧部落的帐篷,中亚,14世纪。纸上用的是不透明颜料及油墨,大小为19厘米×36.4厘米。现存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H. 2153,fol.8b。





托普卡帕宫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建筑,它位于弗里茨·诺伊马克乘船前往金角湾港口的码头时必经的狭小半岛上。这座宫殿与其他宫殿不同,虽然占地面积庞大,却不高。它以庭院的样式铺展开来,点缀着许多被称为“köşk”[英语中“kiosk”(凉亭)一词的来源]的楼阁,其中一些错落有致,这反映出统治者对于自身起源的认知。这座宫殿设计精巧,堪称游牧部落酋长所居帐篷的独特版本。奥斯曼帝国的标志是马尾,帐篷外边的马尾标志越多,就暗示着帐篷主人的级别越高。在军队行进过程中,帐篷经常会成为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在1683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占据了克拉科夫之后,曾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帐篷艺术表演。

早期的突厥人起源于中亚的阿尔泰地区——该地区位于今日蒙古高原的西部边缘,甚至可能与西伯利亚对岸的阿拉斯加有着古老的联系[爱斯基摩语中代表熊的单词就是土耳其语中的“ayı”]。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语词汇“突厥”便被用来指代这一来自北方的部落,这个词汇出现在很多地方,并在6世纪的中国典籍中得到正式记载。它意指善战的游牧部落,经常劫掠较发达的文明世界:“Turk”一词是居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意为“强壮之人”。这些游牧民族与蒙古人或者匈奴人有着密切关系,散布在中亚广袤的高原地区,屡次袭扰中华大地,甚至建立了延续数代的草原帝国,但很快便被当地定居民族同化。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与这个漫长空旷的前线地区的战争相关,长城的存在即是例证。建立于约8世纪初的回鹘政权堪称真正的草原帝国,它学习了中国的文字以及其他知识。在历史上,很多王朝都拥有显赫的突厥祖先,包括传说中的忽必烈可汗(忽必烈已成为非常普通的土耳其名字)。忽必烈在1272年建立了汗八里城,意为“大汗之居处”,也就是今北京。

一些土耳其语中的隐意可能纯属推测。“Kirghiz”(吉尔吉斯)在土耳其语中是指“42个(部落)”,还是有其他含义,比如“游牧民”?12—13世纪,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为“大突厥”,此外很多地区的名称都带有突厥语的影子:俄罗斯叶尼塞河(Yenisei)的名称即来自“yeni çay”,意为“新河流”;而斯大林格勒的早期名称“Tsaritsyn”(察里津)与“Tsar”(沙皇)没有任何关联,而是来自“sarı su”,意为“黄色的河流”。当然,现在还存在一些奇怪的单词:“tundra”(苔原)在古土耳其语中是“dondurma”,但后者现在的意思是冰激凌。尽管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声称吉尔吉斯语非常简单,然而两地相距千里,因此古突厥语的派生语有时候会在相距甚远的地区各自演化。土耳其语语法很有规律,但是不同于英语,介词、时态等都添加在主干词之后,元音则随着主干词的显性元音而变动。“pastrami”(熏牛肉)一词最好地体现了这种规律,它仅是与古突厥语有关的众多词汇中的一个。“pastrami”是原始词汇“pastırma”的意大利语版本,现指广泛出售的非常薄的风干牛肉片,保存在主要由孜然组成的香料中。“pas”是一个意为“press”(压)的动词的主干,“tır”(没有标点的“ı”与法语中的“eu”发音相似,在用于“a”之后时会改变元音)暗示着因果关系,而“ma”(也是一个元音变体,它本应该是“me”)则将该词变成了动名词。这种食物可以保存在马鞍下,使得游牧民族的弓骑兵可以在中亚高原上长途跋涉数百英里[1]。

以突厥语(使用如尼字母)创作的最早作品可以追溯至8世纪,地点大约在贝加尔湖附近,内容涉及“dokuz oğuz”[2](9个部落)。之后不久,参照汉字竖写格式的回鹘体蒙古文开始盛行,并被伟大的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1162—1227)用作外交辞令。

除此之外,这些早期的突厥人并没有留下文字痕迹,因而需要借助外部资源来学习——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希腊语。突厥人迁移到亚洲的西部以及西南部,接近位于中亚边缘的伟大文明地区。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他们如潮水般迁徙而至,并掀起了两次风浪。在13世纪早期,成吉思汗领导了一个由蒙古和突厥(或者鞑靼)部落组成的联盟。100年之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则是一位世界版图的破坏者。他们及其继承者占领了中国、俄罗斯大部以及印度。“Mughal”(莫卧儿)是“Mongol”(蒙古)的变形,反映出莫卧儿王朝统治者的身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突厥语中,“Taj Mahal”(泰姬陵)意为“1/4的皇冠”;“Urdu”(乌尔都语)是“ordu”一词的变形,意为“军队”。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巨著《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s)专门论述了这些问题,指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整个中亚草原地区都拥有密切的突厥语联系,如果你使用突厥语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人来说,他们所说的语言与波斯语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历史上,波斯文明无疑是中东地区最伟大的文明,但至于突厥人与它的关系则存在广泛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文化传承,而且涉及伊斯兰教自身。

早在8世纪,突厥雇佣兵就已出现在波斯地区。在阿拔斯王朝后期的首都巴格达,哈里发统治着整个伊斯兰世界。此外,一些突厥雇佣兵也到达了叙利亚或者埃及地区。但是,突厥人迁移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0世纪末期。当时一支乌古斯(西突厥)部落来到波斯外围地区,这支部落的首领是一位塞尔柱人(selçuk)。“selçuk”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小规模的洪水”,在突厥语中或许还有其他含义。这些突厥人随身携带了一些来自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的宗教肖像艺术品。萨满教拥有自己的祭司,标志为游隼和雄鹰——“tuğrul”以及“çağrı”,这两个词如今依然被用作名字。1055年,他们进入了巴格达,并渗透到整个帝国:他们的首领图格里勒(Tuğrul)贝伊[3]在晚年时,以突厥风俗迎娶了哈里发的女儿。让–保罗·鲁(Jean-Paul Roux)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他宣称这无异于非洲酋长在手鼓声中迎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公主。

随后,这些突厥人侵占了整个波斯王国。至今,各国学校的教科书仍在描述与古代战争或厄运有关的故事。很少有希腊人或者伊朗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穿着优雅的白色衣服探讨诗歌中的虚拟语气,尊贵的主妇被活蹦乱跳的绵羊逗笑,黄头发的佣人在搅拌锅中的食物,天气晴爽怡人。然而,一群身材矮胖、毛发散乱的野蛮人突然到来,烧杀劫掠,扰乱了一切。这些野蛮人就是突厥人,他们的野蛮行为持续了数个世纪。另一方面,很少有土耳其人知道当地那些日趋衰落的文明以及宦官体制等,是随着他们祖先的到来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人被迫接受了欧式名字,意为战争的“Cenk”“Tusa”(尽管这可能是个巴尔干词汇)以及“Savas”颇受欢迎,而表示胜利的“Zafer”“Galip”“Mansur”以及“Kazan”则更受喜爱。在土耳其语中,关于战斗的词汇不胜枚举。

突厥人的主要策略是首先作为雇佣军出现,进而作为军事精英控制古老的王朝。他们适应力超群,并从他们侵略的民族身上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接受了当地的宗教。蒙古人接受了萨满教或者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而在其他地区,比如印度和波斯,则主要盛行伊斯兰教。在1100年前后,伊斯兰教是当时最先进的宗教(撒马尔罕的建筑最能体现这一点)。世界上最伟大文明之一的波斯文明,由突厥贵族统治。直至今日,西亚地区的人们仍疑惑为什么突厥人能够首先建立大帝国,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而他们却没有(土耳其共和国接纳了来自那个地区的100万难民)。

最令人感兴趣的混合体是俄罗斯。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解剖俄罗斯,却发现了鞑靼。”俄罗斯于13世纪被蒙古人或者鞑靼人(Tatars,正如“Turk”一样,最初仅是居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征服并统治了两个世纪。俄罗斯接近1/3的旧贵族都拥有鞑靼名字:尤苏波夫(Yusupov,来自Yusuf)或者穆拉维约夫(Muravyev,来自Murat),而“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甚至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人。鞑靼人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这可以通过俄语中的“手铐”以及“国库”这两个词反映出来。俄罗斯的王子们最终复制了鞑靼人的统治模式,其中以莫斯科公国最为成功。1552年,“恐怖的伊凡”征服了鞑靼人位于伏尔加河河畔的首都喀山。19世纪,鞑靼的重骑兵在俄罗斯发动了某种形式的十字军战争。在此过程中,愤怒的农民从“鞑靼人的铁蹄下”(这个称谓仅仅在1571年才首次使用)获得了解放。当时,东正教会试图抵制“恐怖的伊凡”,因为他利用鞑靼人建立了一个不容忍东正教存在的国家。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包括通婚。

波斯的突厥人被称为“大塞尔柱人”,但是他们的远亲——其他的突厥游牧部落,则迁往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首领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的率领下,这些部落(horde,这个词也来自ordu)进入了富庶的叙利亚地区。沿着这条通道,阿尔斯兰的部落直插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界前沿,并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主要是位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守护着君士坦丁堡的门户。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戴奥吉尼斯(Romanus Diogenes)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亲率一支军队前往东方抗击突厥人。1071年,在曼齐喀特,也就是现在被称为马拉兹吉尔特的、位于凡湖北面高原的一块不起眼的地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结果,拜占庭帝国的军队遭遇惨败,他们对于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的控制被严重削弱。在之后的200年中,塞尔柱突厥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帝国则退缩至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以及少数沿海地区。

塞尔柱人没有理会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在距安卡拉东部4小时车程的卡帕多西亚地区,基督徒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山谷中,并建造了拥有精美壁画的岩石教堂,成为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些壁画主要是在10世纪至11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复兴时代绘制的,品质精良,而且其中一幅名为“我们弗拉基米尔的夫人”的作品被带至新生的基督教俄国。在塞尔柱征服之后,虽然这些壁画开始失修,它们却成为突厥人宽容及守法的文明见证。塞尔柱人对于压迫异教徒不感兴趣,毕竟他们人数太少,基督徒则遍布各地。相反,突厥人与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和贸易现象却非常普遍。一位颇有文化品位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在12世纪曾经说过,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希腊人,一类是野蛮人,还有一类是“混合野蛮人”——与基督徒通婚的突厥人。

塞尔柱王朝的首都科尼亚,在古罗马时被称为伊康,而另一座主要城市开塞利,在卡帕多西亚王朝时曾被称为凯撒利亚。这两座城市拥有一些精美绝伦的建筑,这些建筑与中亚著名的撒马尔罕以及布哈拉地区的建筑风格类似。[4]统治者在这些城市中修建了宏伟的清真寺,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有时候还会附带修建学校和医院。但是,早期突厥人并不善于进行宗教统治,他们更倾向于设立小型的礼拜室而不是宏伟的清真寺。这种礼拜室更适合他们所接受的伊斯兰教,女性在里边礼拜时也不用佩戴面纱,塞尔柱突厥人还会在礼拜室内饮酒、跳舞。这都反映在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游记里。

最终,拜占庭帝国分崩离析,但是它是自西向东而不是自东向西崩溃的。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并且愈演愈烈,因为罗马教皇宣称其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而拜占庭帝国却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督教:东正教。西方——“拉丁”——十字军,主要由诺曼人和威尼斯人组成,于1204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大肆劫掠。这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前,拜占庭帝国在科技方面领先于西方,西欧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如同乡巴佬进城。拜占庭人拥有令人生畏的武器“希腊火”——将易燃的油类混合在一起倾倒在海面上,点燃后就可以烧毁敌方战船。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拜占庭人抵挡住了入侵者的多次进攻。1204年,作为所谓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威尼斯人研制出用化学品处理皮革的方法,可以专门用来对付火攻,因而他们的战船和攻城塔所向披靡。他们跨过了由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在5世纪建造的高大坚固的城墙,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现已成为泽伊雷克清真寺的全能者基督修道院中,曾经埋葬着众多科穆宁王朝的皇帝,然而他们都被从坟墓中刨了出来。今天,唯一能够证明他们存在过的标记是残留在高墙上的一块薄金片,它由于位置太高而免于被搜刮。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处于拉丁人的控制之下。后来,尽管拜占庭人得以复国,但那时的拜占庭帝国已残破不堪。拜占庭帝国实际上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统治,而他们之间却围绕黑海贸易展开了激烈争夺(土耳其海岸依然残存着他们的堡垒遗迹,而且俯瞰着整个伊斯坦布尔港口的加拉塔灯塔也曾是热那亚人城堡的一部分)。后来,贸易争夺战的参与者增至4个:拜占庭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以及突厥人。

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塞尔柱王朝的黄金时代在13世纪早期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蒙古人也是突厥人,而成吉思汗则是一位征战天才。没有人可以击败蒙古人的弓骑兵,而且蒙古人善于利用拥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具有很强的学习军事技巧的能力,从而能够连续攻城陷阵。如果敌人投降,蒙古人会或多或少地放任他们自由生活;如若遭遇抵抗,则必定血流成河。须知,标志蒙古人统治的旗帜上就画着由头颅堆积而成的金字塔。至今,在塞尔维亚的尼什尚且保存着一面这种类型的奥斯曼帝国版本的旗帜。俄罗斯、波斯以及塞尔柱突厥人先后臣服于蒙古。尽管莫卧儿王朝后来才建立,但是通过借道阿富汗,蒙古人在当时已经降服了印度北部地区。蒙古人最后止步于叙利亚和德意志,并非因为这些地区的军队善战,而仅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地区没有战马需要的足够草场,而草原帝国却严重依赖它。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后,文明程度更高的原住民开始负责经营他们的王朝,而蒙古人或者突厥人则主要充当统治贵族。纵使在环境方面略有差异,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埃及:统治着这片土地的马穆鲁克人,就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的后代,而“马穆鲁克”本身的意思就是“奴隶”。

蒙古人在13世纪蹂躏了波斯地区,继续向西推进并重创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塞尔柱王朝灭亡,分裂成众多大大小小的埃米尔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西北部靠近拜占庭帝国边境的地区,分布着一个小埃米尔国,其首都位于一个名为瑟于特的不起眼的地区。像其他的埃米尔国一样,这个埃米尔国的起源也是充满争议的。据称,这个埃米尔国在1300年成立,但它的早期历史主要由传说组成,缺乏明确的佐证。这个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者名为奥斯曼一世(OsmanⅠ,1258—1324)。根据记载,他的父亲埃尔图鲁尔(Ertuğrul)来自东方,但是历史记载并非统治者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他们是游牧民,而且早期(对于坟墓以及垃圾场的)考古已经予以证明。

20世纪,人们宣称早期奥斯曼人(“Ottomans”是“Osmanlı”的西化版本)是为安拉事业奋斗的热血士兵,而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对基督教必胜主义者的回应。这些人称奥斯曼人是高贵的野蛮人,需要从拜占庭学习一切文明,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的证据都不充足。建造于14世纪的清真寺房顶上的铭文,并没有标明早期的奥斯曼统治者将自己视为圣战者。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圣战者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游牧民或者半游牧民,其中许多人被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最近从中亚游牧地区迁移而来,而不是来自城镇地区)而不是突厥人;他们操着特有的突厥语,而不是当时已经得到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但是,伊斯兰教是一个新近崛起而且扩张缓慢的宗教,虔诚的教徒按照各自的习俗进行礼拜。奥斯曼的三个主要盟友都是基督徒;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OrhanⅠ,1324—1362年在位)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在一个世纪之后,奥斯曼王朝的宫廷仍使用希腊语;而且当时并没有推行一夫多妻制。

一种理论认为奥斯曼人是典型的边疆居民,对相对富裕的西部邻居发动了野蛮的征战,这种观点充满争议,却不无道理。奥斯曼人是天生的优秀士兵,却需要从其他地方学习治国经验。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斯特凡诺斯·莱奥尼斯(Stefanos Vryonis)声称,以土地测量、税收、法律,甚至以参战交换土地的某种契约角度出发,比较拜占庭帝国晚期与奥斯曼王朝早期的历史会很有趣。圣战思想是在很久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是学校教科书依然这样论述。

1326年,在经历了堪称史诗般的战争之后,奥尔汗一世占领了重要的城镇布尔萨。但是,此次事件的意义并不显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放弃了此城,抱怨称自己的国家正在解体并倒向伊斯兰教。大多数肩负重税的当地民众都愿意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许多饱受剥削的民众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由于信奉独特的基督教而受到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打压,因而对于同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结盟充满热情。在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作为对于亚美尼亚人支持自身事业的回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特意准许亚美尼亚人将其宗教中心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很长时期内将他们称为“millet-i sadıka”,意思是“忠心耿耿的族群”。

奥斯曼王朝逐渐在14世纪崛起,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编年史,但是其中的历史谜团难以完全解开。黑死病曾对欧洲造成重创。这个舞台上的角色众多,并上演了合纵连横的大戏——在希腊地区有加泰隆人,在保加利亚有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争斗,拜占庭帝国则经历了近20年的内战。最终,年老且失明的约翰五世(John V)结束了与约翰六世(John VI)的共治,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的,“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仅通过宗教精神加以维系,而这种精神只能产生憎恶和矛盾”。恰在此时,奥斯曼人横空出世,他们拥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成为各方急于拉拢的重要对象。奥斯曼人的首领奥尔汗一世在这些派系之间巧妙周旋。在热那亚船队的帮助下,奥斯曼人于1352年首次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欧洲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帮助其中一方。

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奥尔汗一世击败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敌对的埃米尔国,但穆斯林编年史学家并没有记录这段插曲,这无疑透露出他们对于圣战者违背自身使命的行为感到难堪。此外,穆斯林编年史学家还在其他方面遗漏了相关内容,即奥斯曼王朝还从另一个埃米尔国手中夺取了安卡拉:那里的阿拉丁清真寺就是见证,其中的一段铭文称奥尔汗一世为“苏丹”,苏丹是一个意为“所有人的君主”的伟大(而且最初是阿拉伯语)称号。可以说,这是突厥人首次使用这个称号。当奥尔汗一世在1362年去世之后,奥斯曼王朝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大规模地侵占巴尔干半岛,而且很快就占领了重要的古老城市亚得里亚堡(现名为埃迪尔内),并将此定为首都。他的儿子穆拉特一世(Murat I,1362—1389年在位)继续参加了拜占庭帝国的另一场内战,攻占了重要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将北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与拜占庭帝国隔离,保加利亚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1389年,塞尔维亚的拉扎尔(Lazar)率军在科索沃地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激战,结果惨败。为了复仇,一位塞尔维亚人设法接近并暗杀了穆拉特一世。自此,塞尔维亚人开始与奥斯曼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穆拉特一世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tⅠ,1389—1402年在位)继承了奥斯曼王朝的王位,他的妻子是一位塞尔维亚公主。巴耶济德一世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又名“雷霆”。他横扫了巴尔干半岛,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但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当时,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很多埃米尔国,虽然它们最初的实力明显强于奥斯曼王朝,但都被巴耶济德一世兼并。然后,巴耶济德一世又挥师东进,最终控制了一条重要且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这条贸易路线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安塔利亚港口,之前由强大的卡拉曼王朝控制。像其前辈一样,巴耶济德一世再次获得了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奥斯曼王朝稳固的巴尔干半岛后方,因为塞尔维亚人和拜占庭人都与他并肩作战。尽管这些基督徒有时会寻求西方的帮助来对抗奥斯曼人,但是也很容易接受招募,为奥斯曼王朝东征西战。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巴列奥略(Manuel II Palaiologos,1391—1425年在位)在穿过黑海沿岸的卡斯塔莫努地区时,曾经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挽歌。这首挽歌的名字是科穆宁兵营(Castra Comneni)的土耳其语变体。科穆宁兵营曾经是昔日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的一处营房,曼努埃尔二世指出:“古罗马人曾经命名过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一小块平原,这里有很多城市,但是它们现在已经缺失了宏伟城市所应具有的最重要因素,即民众。现在,大多数城市已经荒废了。”而事实的确如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仍是游牧民族。

奥斯曼王朝的统治获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戴,这是真实且可以预料的:奥斯曼王朝的税收更低,而拉丁政府却征收苛捐杂税,同时实行农奴制。这些地区曾经盛行一种可称之为基督教异端的神学理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地区。这个基督教异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阿里乌教派[5]。阿里乌教派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坚持认为他仅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与《古兰经》中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是,这些缘由并非奥斯曼王朝获得拥戴的充足理由或者决定性因素。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大批基督徒转宗现象,而且他们普遍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

随着突厥人的推进,基督教世界警报四起。早在1291年的穆斯林反击中,十字军就已经被迫从侵占的圣地领土上撤退,但是它们依然控制着海洋,并在堡垒森严的海岛上避难,比如罗德岛和塞浦路斯岛(这些岛屿的统治者仍自封“耶路撒冷之王”,并最终将头衔传给位于德文的考特尼家族,令人惊奇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就在17世纪埋葬于德文地区)。奥斯曼王朝的真正敌人是控制着东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财力雄厚、运营良好、寡廉鲜耻、实力强大。如果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描述威尼斯人对于奥斯曼王朝的抵抗,那么一定是组织严密。绝望的曼努埃尔二世向西方寻求援助(曾亲自前往伦敦),并获得了响应。

基督教世界竭力将匈牙利拉进对抗奥斯曼人的阵营。令人惊奇的是,匈牙利人最初也来自中亚,是突厥人的近亲。匈牙利语采用平行写法,许多单词都与土耳其语相同(比如大麦都是“arpa”,游泳分别是“yüzmek”以及“uszik”,马鞍则分别是“eyer”以及“nyereg”,在这些相近的单词中,尤以帐篷一词最为显著,它在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中分别是“çadır”以及“csádor”,发音都是“chador”)。拜占庭人甚至称匈牙利国王(拜占庭人授予其弯曲的十字架皇冠)为“Tourkias archon”,意思是“突厥人的王子”。此后,匈牙利人便在土耳其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从在1729年经营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出版社的易卜拉欣·穆特法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到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组织小提琴教学的利科·阿马尔(Licco Amar),甚至连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园丁都是匈牙利人。

在这些人中,就有阿米纽斯·万贝里(Arminius Vámbéry),他堪称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6]。万贝里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本名为赫曼·班贝格(Hermann Bamberger),除他之外的家人全部因流行病死亡。最终,在被当地的一个绅士家庭收养之后,他的名字被改为万贝里。在1848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帝国的起义中,万贝里成为一名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起义失败后被迫迁往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他很快就掌握了土耳其语,并肩负着秘密任务到达了波斯。到达波斯之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靠近匈牙利的起源地。他穿越沙漠,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这带来了重大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土之下,埋藏着伟大的文明:中国、印度以及希腊文明。这项发现使万贝里能够在温莎城堡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共度周末,并在1902年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勋章。

在1396年,匈牙利曾一度是基督教世界的堡垒。一支欧洲军队在保加利亚袭击了巴耶济德一世,却在尼科堡战役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实,二者军事实力的差异早已预示着基督徒失败的到来。奥斯曼土耳其人拥有一支现代军队,而基督教军队还在使用冷兵器。由于各个将领一直在激烈地争论应该由谁担任总指挥,即便是披坚执锐的基督教重骑兵也无法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队。当时,由于遭到来自东方的入侵,拜占庭帝国暂时得以幸存——这是突厥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自东方,蒙古人也是如此。现在,这些征服者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恐怖的一个——帖木儿出现了。

与成吉思汗一样,帖木儿自己就是突厥部落卡格塔伊分支的一员。在24年的时间里,他重建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大帝国,并大肆破坏和屠杀。帖木儿大军所到之处,头颅堆积如山,甚至连位于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也没能幸免。这个“怪兽”在1405年去世之前,已经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准备征服中国。在此之前,帖木儿击败了巴耶济德一世,重创了势力不断膨胀的奥斯曼王朝。1402年,在安卡拉地区(今埃森博阿机场的位置)爆发了一场激战,结果奥斯曼王朝惨败,巴耶济德一世被俘。那些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曾遭巴耶济德一世驱逐的埃米尔都在帖木儿处寻求庇护,而那些被奥斯曼王朝征召的前埃米尔国的士兵则临阵脱逃。在一片森林中,帖木儿埋伏了大批战象。当时,这片森林(现已消失)将安纳托利亚高原分割开来,奥斯曼军队也被分割成几段。此战之后,巴耶济德一世的王朝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之前的埃米尔国都重新恢复。拜占庭帝国得以保存,甚至收复了萨洛尼卡地区,因为巴耶济德一世的一个儿子需要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以对抗另一位兄弟。

1402—1412年是奥斯曼王朝的大空位期,这一时期充满争议,原因与奥斯曼王朝的建立问题一样。奥斯曼王朝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为它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因为它隐秘地倒向欧洲?巴耶济德一世的其中一个儿子苏莱曼(Süleyman)曾与拜占庭帝国、威尼斯以及十字军最后的代表圣约翰骑士团进行合作。当时,基督教世界刚刚出现文艺复兴,或者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复兴。难道那不是奥斯曼王朝的未来?但是,奥斯曼王朝的历史首先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胜利,随后就被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在海峡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巴耶济德一世的另一位儿子最终胜出。曾经是苏莱曼盟友的拜占庭帝国现在已经行将就木。穆罕默德一世(Mehmet I,1413—1421年在位)重建了父亲的帝国,他的儿子穆拉特二世(Murat II,1421—1451年在位)则发动起奥斯曼王朝的战争机器,发起了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争。

奥斯曼王朝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强大的战争机器呢?其中的一个答案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它是一个军事王朝。奥斯曼王朝没有贵族阶层:如果获得苏丹的提拔,你就会升职;如果你许诺提供骑兵,就会获得土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后代可以继承。在非军事层面,情况也是如此,一位拥有天分的行政人员可能会获得官职和财富,但是一旦死亡(或是因为苏丹一时兴起而被处以死刑),便会失去一切。在奥斯曼王朝早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寡头政治,奥斯曼人仅是领袖而已。当时,在奥斯曼王朝存在很多显赫的家族,比如势力强大的坎达尔里斯家族,曾一度垄断了大维齐尔[7]的职务,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在旧都布尔萨,这个家族建立的清真寺甚至比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清真寺都要宏伟,而且享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这个家族还在布尔萨建立了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拜占庭帝国的独立贸易网络)。同时,在奥斯曼王朝中还有大量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贵族,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世袭家族,比如曾为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希腊的埃夫雷诺斯(Evrenos)贝伊。

当代作家对于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 1451—1481年在位)打破相对平等的制度充满怨言。穆罕默德二世将归属的埃米尔国首领视为属下,迫使他们顺从于自己的权威,这是因为他建立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些军人从小就接受了严格训练。当然,当你进一步挖掘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它存在着鲜明的基督教因素——奥斯曼帝国就如同已经建立了良好运行体制的拜占庭帝国(毕竟,奥斯曼帝国3/4的臣民都是基督徒)。在穆拉特一世时期,奥斯曼国家机器的关键部分已经出现:耶尼切里军团。14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人侵占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突然想到建立一种军事体制,征召年幼的儿童,让他们接受严格的教育,皈依伊斯兰教,并学习土耳其语。穆拉特二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体系(它被称为“devşirme”或者“lifting”):这些男孩在宫殿内享有特权,同时接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一些男孩毕业后成为苏丹的书吏,并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职责,其他人则组成了新军队的核心。这支军队拥有其他军队所难以媲美的团结精神,被称为“新军”,即耶尼切里军团。耶尼切里军团是一支勇猛威武之师,他们的勇气和意志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但也令敌人艳羡。耶尼切里军团拥有自己的军乐和独具特色的礼仪性行军方式(前进两步,后退一步,头转向旁边),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而且拥有独立的训练场、营房或者学校。

当时的奥斯曼王朝苏丹无疑是英明的君主,非常乐意参加接待活动,埃迪尔内的宫廷中弥漫着一种自由欢快的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进出宫廷拜谒苏丹,苏丹则会用希腊语、土耳其语或者塞尔维亚语与他们交谈。同时,一种新型火炮的出现为奥斯曼王朝增添了新的色彩。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城墙将难以阻挡这种新型火炮的攻击。

到15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仅存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并没有人关心。现在,各方势力最主要的兴趣是君士坦丁堡在黑海和地中海商路中的重要地位,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此展开激烈争夺,而奥斯曼帝国则需要这条商路带来的收益。拜占庭帝国真正的末代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持续向西方寻求帮助,甚至亲自前往意大利求援,但收效甚微。罗马教皇声称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拜占庭人需要承认他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领袖地位,而且必须放弃自身的正统信仰。拜占庭帝国的精英阶层可能乐于接受教皇的建议,普通民众却非如此——他们憎恨拉丁人,其程度丝毫不亚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导演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中俄罗斯人对于残暴且劫掠成性的条顿骑士的仇恨。拜占庭帝国的神职人员也不愿苟同,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会乘机攫取东正教的领导权。约翰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49—1453年在位)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他寄希望于西方的支援,并向拒绝支付贡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发起了挑战。

穆拉特二世死后,他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决定终结不遵守协议的拜占庭帝国。1452年年底至1453年年初,他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组建了一支舰队。在土耳其海峡亚洲一侧的博斯普鲁斯地区,奥斯曼人已经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堡,穆罕默德二世在海峡的欧洲一侧又修建了另一座城堡。鲁梅利堡垒位于土耳其海峡的最窄处,大部分遗迹依然保存良好。这座堡垒上的火炮能够击沉任何途经的船舶,因此阻断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的联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在数个世纪中成功地将进攻者拒之城外,无数入侵者止步于城墙脚下。这些城墙从罗马时代就已开始修建,一些地区的城墙甚至拥有三层墙体。这些墙体敦厚且扼据险要之处,守城者可以获得良好的防护,并利于突然出击。敌军的舰队难以突破金角湾,因为一条巨型的可以悬浮的铁链锁断了前进的道路,而铁链的另一端则固定在加拉塔。当时,加拉塔地区掌握在保持中立的热那亚人手中。此外,拜占庭帝国还拥有终极防御武器:希腊火。然而,到1453年时,君士坦丁堡用以阻止敌人攻击的诸多障碍都被穆罕默德二世清除了。

虽然火药早在14世纪就由中国传入,但是火炮极难铸造,因为当浇灌铁水时,炮管可能会产生极小的裂痕。在使用火炮时,一旦这些裂痕在热力膨胀的情况下发生爆炸,就可能对使用者造成致命伤害。1460年,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因火炮发生爆炸而当场身亡。今天,克里姆林宫还珍藏着另一件超级武器——沙皇炮(1586),但它从未被使用过。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却设法建造了可以投入使用的巨型火炮。一位名为乌尔班(Urban)的普通匈牙利人带着火炮样品前来拜见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由于没有资金而不予支持。穆罕默德二世拥有铸造火炮的足够资金,因此乌尔班为奥斯曼王朝铸造了两门巨型火炮。在一个由60匹马和300人组成的队伍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将这两门巨型火炮从埃迪尔内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城墙的最薄弱处:此处的城墙边上有一条河流,城墙不得不依河而建,因而这段城墙相对薄弱且存在防守盲区。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他密切监督着这些巨型火炮的铸造,掌握了乌尔班使用的技术,消除了在炮管制造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微小裂痕。完工之后,这些巨型火炮就能发射重约450千克的炮弹(那时,法国人只能造出发射约113千克炮弹的中型火炮,而且这种火炮发射出的炮弹会从墙上弹开)。这两门巨炮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最重型的武器,此外他们还有近百门中小型火炮。

这段伟大的城墙得以苟延残喘,尽管守城者在竭力抢修城墙,但他们却面临着更棘手的问题:抗击进攻者的军队太少,而穆罕默德二世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多达2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基督徒。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仅有9 000人驻守(其中很多守军是穆斯林,他们是一位奥斯曼王朝王位觊觎者的支持者)。此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大规模缩减,仅剩5万人,而且城内很多地区都已荒废(甚至出现教士靠出卖教堂中颇有历史的大理石以维持生计的状况)。城中的一些古老建筑已年久失修,甚至君士坦丁十一世自己也只能生活在布雷契耐宫中。与昔日宏伟的宫殿相比,布雷契耐宫无疑要寒酸很多,而且外形败破,并因维修费用过高而难以修复。生活在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人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依然保持中立,且不急于废除与奥斯曼王朝达成的利益丰厚的贸易协议。相应地,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坚持让热那亚人释放铁链的另一端。相反,通过使用圆木,奥斯曼军队将其舰队从博斯普鲁斯的巴斯卡塔斯运送到金角湾的卡斯姆帕萨。在那里,奥斯曼人已经消灭了拜占庭的舰队,否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现在,奥斯曼帝国军队通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段城墙,进一步分散守城的兵力。在火炮的密集轰击下,君士坦丁堡的一段城墙出现垮塌,拜占庭帝国走向终结: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混战中被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50年前几近解体的奥斯曼王朝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并且震撼了整个欧洲。

[1] 1英里≈1.609 3千米。——编者注



[2] 字母“ğ”并不发音,它只是强化前边的元音。如果对这些突厥语进行音译——正如“ı”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需要经历一番周折。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部分借鉴了匈牙利人的做法,因为匈牙利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匈牙利语中的“gy”与英语中的“dj”发音类似,却带有一个嗒嗒音,相当于土耳其语中的“c”。



[3] 贝伊,土耳其语中对地位高的人的尊称。——编者注



[4] 大多数建筑上都有双头鹰图案。双头鹰成为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标志,人们可能很自然地认为它起源于拜占庭并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即罗马帝国的国徽由原先的单头鹰变成双头鹰,意味着分别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它起源于宏伟的安卡拉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中摆放的一枚原始的泥章,上面标示着“赫梯(Hittite),公元前2000年”。



[5] 阿里乌教派,又被称为亚流主义学派、阿里乌主义或者亚流主义,是由曾任亚历山大主教的阿里乌(250—336)领导的基督教派别,认为耶稣次于天父,并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富,在基督教历史中被视为异端派别。——译者注



[6]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观念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堪称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译者注



[7] 大维齐尔,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编者注





第二章

世界帝国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现存于德国某学校,16世纪。





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年仅21岁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骑着他的白色战马,进入了这座宏伟的城市。这位年轻的征服者与年轻的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能够迅速集结军队,非常了解下属,并善于激发他们的斗志。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但是像拿破仑一样,穆罕默德二世也擅长构建帝国体制,包括法律。这位征服者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摧毁了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的巨型雕像,这座雕像曾经占据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广场的巨大空间。然而,穆罕默德二世接管了查士丁尼于6世纪管理的东罗马帝国的旧有属地。城市的修建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向基督徒征收的人头税,交税的基督徒可免于服兵役,而且穆罕默德二世也尽力避免疏远他们:这毕竟是一个基督徒占主体的帝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仅是“拜占庭帝国”重新复活而已。这样的结局让人无比扫兴。

东正教会与新统治者展开合作。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开始攻城时,东正教徒曾与拉丁基督徒共同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但是,东正教徒实际上对此极为憎恶,他们的首席牧首曾说过一句名言:“比起红衣主教的帽子,我更喜欢苏丹的头巾。”在奥斯曼军队攻城期间,这座伟大的教堂一直关闭,以防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趁乱动武,教堂大门仅在城破之时才被开启。穆罕默德二世召见了一位著名的东正教异见分子,学者型僧侣金纳迪奥斯(Gennadios)。他们用希腊语交谈,并签署了一份协议,穆罕默德二世赐予金纳迪奥斯“大牧首”的称号。金纳迪奥斯的级别和身份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将军,享有大量财富,并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地主,他遵循拜占庭帝国统治者的习俗,将自己打扮成一位“伟大的贵族”(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他们处在远东的日本“堂兄”不同,在发特定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音时面临诸多困难。卡帕多西亚地区的主要城镇Prokopi在土耳其语中被念成Ürgüp,Sandraka被念成Zonguldak,Palaeokastron被念成Balıkesir,Authentes按照土耳其语的发音变成了efendi,成为中东地区自此至今的一个敬语)。新统治者与基督徒之间的合作亲密无间,以至苏丹如果想听音乐,只要动下手指头,就可以请来东正教唱诗班。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了清真寺,但是东正教徒几乎保留了剩余的所有教堂。

大多数拜占庭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君士坦丁的侄子们晋升迅速,其中一位成为鲁米利亚的总督,这个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的一块领地。改宗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贵族也建立了清真寺——位于城墙西侧的阿克萨赖地区的哈斯·穆拉特(Has Murat)帕夏[1]清真寺,以及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旧称斯库塔里的于斯屈达尔地区的鲁姆·穆罕默德(Rum Mehmet)帕夏清真寺。这两座清真寺显然都是按照拜占庭风格修建的,使用薄平的砖块进行巧妙的搭配,足以抵抗地震。在16世纪早期,一位名为康塔屈泽纳(Cantacuzene,他自称Spandugnino)的拜占庭贵族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威尼斯上层与土耳其权贵之间依然存在的密切血缘关系。

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其新首都称为康斯坦丁尼亚(Konstantiniye,后来广泛使用的名称——伊斯坦布尔——在这位作者看来,仅仅是由一个土耳其语发音导致的偏差,就如同“Ürgüp”一样)。这座新首都需要重建:征服者充分意识到自己继承了罗马遗产,并自诩罗马皇帝。今日的大巴扎就设在旧时的市中心,并拥有附属设施“hans”——一块专门设置的卫生区,商人可以在此安置他们满载货物的牲畜,并可以安全地储存他们的货物。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到1580年时已经成为一座拥有75万人口的大都市,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西欧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无不展现出当地人对于君士坦丁堡的艳羡。

穆罕默德二世允许希腊人返回君士坦丁堡,这令一些穆斯林颇有怨言。同时,穆罕默德二世还吸引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前来,要知道这些群体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是不受欢迎的。在热那亚人控制的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地区,外国人(又称“Franks”,而土耳其语中的梅毒一词为“frengi”)也被允许居住在此,而且不会受到侵扰。随着秩序的恢复,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发展迅速,威尼斯人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行会对自身进行了严密的监督,严格控制商品价格,并保持着产品的优良品质。

穆罕默德二世遗弃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宫殿,建立了自己的王宫——在入城主门金门附近,修建了另一座宏伟的七层塔城堡,同时在今日伊斯坦布尔大学所在的地区迅速修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位于拜占庭帝国之前的边界线附近,不久穆罕默德二世就对其产生了厌倦。他还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同时还建有附属医院和学校。这座清真寺所在的地区先前建有一座教堂,曾埋葬着拜占庭帝国早期的皇帝。随后,奥斯曼帝国又开始修建另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后来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中枢,它就是今日的托普卡帕宫(意为“火炮门”,源于其在旧城墙上的位置)。托普卡帕宫拥有世界上所有宫殿中最优美的环境,位于俯瞰金角湾的狭小半岛上,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衔接处。这座宫殿依照非常人性化的比例修建,拥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大型花园。

在这些又高又厚的城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自己神秘化,开始远离民众的视线,并由一支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耶尼切里军团保护。这些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穿着独特的军服,演奏着自身特有的军乐。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开始深居王宫之内。现在,一个庞大的帝国宫廷初具规模:共有30 000名雇员,其中60人负责制作蛋糕,还有数十人专门负责服侍苏丹,照顾苏丹的起居或者服侍苏丹的出行。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中,专门设有一个品尝师团体,由首席品尝师率领。苏丹就寝后,考虑到存在夜间行刺的风险,宫廷中还有专门的男侍卫负责警戒。所有的宫廷人员都完全依赖苏丹,因为他们在宫廷之外难以生存:在他们还是基督教男童时,便从家中被带走。这些基督教男童皈依了伊斯兰教,在经历宫廷侍从学校的严格培训之前,一直寄宿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家庭中。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可以入选宫廷,而且可能在奥斯曼帝国身居要职,担任大维齐尔或者行省总督。虽然这项制度饱受批评,但它实际上仅影响了巴尔干半岛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显然没有亨利六世治下的英格兰所实行的制度那么残暴(当时,英格兰在伊顿成立了一座公共学校,专门负责培训学习成绩较好的男孩,从而为皇家服务)。实际上,当时很多穆斯林家庭贿赂自己的基督教邻居,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们,以获得进入宫廷服侍的机会。

与继任者相比,穆罕默德二世可以说非常温和,但是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却可以追溯到他在位的时期。1481年,几乎是在当年君士坦丁被杀的地方,穆罕默德二世也同样被杀,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这个地区被称为盖布泽,位于马尔马拉海的亚洲一侧,距离伊斯坦布尔东部约30英里,汉尼拔当年也是在此处自杀。如今,这个地区已呈现出一片工业化景观,偶尔还会激起过客对于往昔的追忆)。穆罕默德二世逝世后,罗马教皇举行了持续三天的祝祷仪式,为其鸣钟,红衣主教也为其祷告。他的逝世不逢其时,因为苏丹的胜利才刚刚开始: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帝国将会急速扩张,将囊括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叩击维也纳的大门,深入波斯的腹地,甚至远达印度尼西亚。

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预料到帝国会如此强盛,在15世纪末期,他及其继承者依然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北部地区,匈牙利经常干预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事务;在西部地区,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实力强大、组织严密的威尼斯的威胁。当时,威尼斯人仍然管辖着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控制着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他们的舰队可以从这些地方出发并袭击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坐落着一系列港口城镇,它们构成了威尼斯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使得威尼斯人能够随意干预巴尔干半岛内陆的事务。在群山起伏的阿尔巴尼亚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当地的英雄斯坎德培(Scanderbeg)领导的反抗势力之间爆发了长期战争。尽管这些战争打着宗教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自然资源及贸易之争。

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边界,坐落着一系列银矿。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这座小镇的名字来自斯拉夫语中表示银的单词。20世纪90年代,这座城镇曾经在南斯拉夫战争中见证了种族屠杀。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需要这座银矿来支撑帝国的货币体系,否则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就只能使用铜废料进行铸造,然而征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战争蔓延至黑海地区,因为该地区是与俄国进行皮毛和奴隶贸易的关键通道:今日土耳其语中的妓女一词为“orospu”,它源于中世纪的波斯语,而这个词的中间部分便来源于“Russian”(俄国人)中的“Rus”。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据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位于黑海南海岸的特拉比松(Trebizond,现在称为特拉布宗)深水港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它在当时仍处于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的控制之下。

在黑海的西北部,也存在一些重要的贸易路线以及自然资源,这一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多瑙河公国”,其统治者有时候与匈牙利人勾结在一起,不断制造麻烦。该公国最著名的一位君主是“穿刺王”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1431—1476年在位),他是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的原型,因其异常残暴的穿刺刑罚而出名。穿刺刑罚是用一根非常尖锐、削长的木桩插入受刑者的直肠,然后小心翼翼并缓慢地往上推,避免刺穿任何重要的器官,最后从受刑者的脖子穿刺而出。如果施刑者操作不慎,导致受刑者很快死亡,那么他也将被施以同样的刑罚。据载,瓦拉几亚的统治者曾经用这种酷刑一次处决了上千人。

虽然奥斯曼帝国最终获胜,却耗时长久,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儿子巴耶济德二世(Bayezit II,1481—1512年在位)都需要从事大量的清理工作。奥斯曼帝国军队拖着火炮穿过沼泽地,在经过特拉比松地区时需要穿越本都地区的崇山峻岭,这都耗费了大量时间。但是,当穆罕默德二世逝世时,奥斯曼帝国的成就如下:1459年占领了塞尔维亚,1460年占领了雅典和摩里亚(至今西班牙国王的头衔中仍有“雅典公爵”的称号),1463年占领了波斯尼亚,1476年占领了多瑙河公国的瓦拉几亚,1478年占领了阿尔巴尼亚,1482年占领了黑塞哥维那。为了控制意大利在克里米亚半岛及亚速海的贸易港口,在黑海地区,穆罕默德二世最优秀的将军盖迪克·艾哈迈德(Gedik Ahmet)帕夏与派系繁杂的鞑靼人结成联盟,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却又气势恢宏的战争。当巴耶济德二世接手时,黑海已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基本上禁止了西方船只的出入。这些商贸活动增加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其耗资巨大的军事征服行动。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持续推进,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当穆罕默德二世逝世之后,帝国的征服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这个迅速崛起的帝国在体制方面的固有缺陷。奥斯曼帝国的老苏丹逝世之后,谁来继承王位呢?奥斯曼王朝在早期曾借鉴了罗马帝国的做法,实行长子继承制,而其他的王子一般都会在各个省区任长官。但是,这种体制却无法阻止其他较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王子积聚势力并发动夺嫡之战。15世纪早期,巴耶济德一世突然逝世所导致的内讧就是一例明证,奥斯曼王朝曾一度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此外,在中亚还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更加通行的合法继承传统:让统治家族中最有经验的男性成员继承王位——一般是先王的兄弟,有时候也会是他的表亲。这就是成吉思汗采取的继承方式,因为没有部落愿意接受一位毫无经验的君王的统治。经验不足的君王需要依赖摄政王或者其他显贵来稳固统治,但是这些人可能会乘机中饱私囊。穆罕默德二世曾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在花费大量时间研习了各种法典后,最终认可了“谋杀兄弟”的惯例——继承王位后杀掉自己的其他兄弟,他自己就曾这样做过,现在巴耶济德二世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实施这项举措,托孤之臣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掩盖老苏丹的死讯,这样他们支持的继承者才可能捷足先登。巴耶济德二世是他们最支持的候选人,他在君士坦丁堡继承了苏丹之位,并通过贿赂获得了耶尼切里军团的支持。巴耶济德二世的哥哥杰姆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拥有深厚的根基,并获得了众多反对势力的支持,于是内讧的戏码再次上演。杰姆率众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失败了。巴耶济德二世率军长驱直入安纳托利亚地区,然而杰姆成功逃脱,并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或者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度过了近20年的流亡生涯。杰姆实际上是一位“镀金犯人”,并成为任何担心奥斯曼帝国扩张的统治者关心的焦点人物。

那是一个悲伤且极其感人的故事。杰姆在距离安纳托利亚海岸不远处的罗德岛上避难,依附于圣约翰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在那时依然存在,并主要从事医疗慈善事业。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主要是由僧侣士兵组成的。东征结束后,他们建立了固若金汤的城堡(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南部的博德鲁姆城堡存留至今,它在修建时参考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摩索拉斯王陵墓遗迹)。圣约翰骑士团的主要据点就是罗德岛,该岛面积较大,物产丰富,足以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这些战船经常从事劫掠活动,骑士团从中受益颇多。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曾经试图歼灭该骑士团,但是没有成功。圣约翰骑士团围绕杰姆大做文章,并对其进行严密控制。

1482年,巴耶济德二世自己感到羞愧难安,遂每年向骑士团支付大量资金,让其照顾好自己的哥哥。双方在希腊举行了谈判(奥斯曼帝国的一位代表曾是拜占庭帝国的贵族),谈判在体面融洽的氛围中举行,杰姆甚至和他的兄弟互赠诗歌和礼物,但这仅是表象而已。此后,骑士团又将杰姆带到法国(即使是风平浪静,从罗德岛到尼斯也要花费大约45天的时间)。杰姆的后半生一直颠沛流离,最后被教皇接纳。杰姆最终因病,也或许是对于长期流亡生活的绝望,在那不勒斯逝世。巴耶济德二世将杰姆的尸体赎回,保存在一个铅制棺材中,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首都布尔萨的穆拉迪耶王陵中,并为他举行了葬礼。然后,他便大肆屠杀杰姆的子嗣。(1522年,当罗德岛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之后,杰姆的一位子嗣跟随骑士团逃脱。他皈依了基督教,并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一个头衔,他的后代现定居于澳大利亚。)

当手中握有杰姆这张牌之后,于1484年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便希望在奥斯曼帝国侵占更多的欧洲基督教土地之前,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战争来阻止其行动。罗马再次集结了一支新的神圣联盟军队,支持匈牙利和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当时,教皇本人就是重要的军事资产,因为他的意大利属地出产明矾。明矾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矿藏,不仅拥有医疗功效,而且还是生产一种毛织品染料的必要材料。从这种矿藏中获得的收入,再加上从兜售赎罪券中获得的大量资金,使得教皇能够组建一支小规模的舰队,并聘用了大量瑞士雇佣军。虽然如此,但问题仍然存在:教皇英诺森八世并不适合领导这场圣战。他有两位私生子,并密谋让其中一位儿子迎娶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家族的女儿。梅迪奇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交换条件是他13岁的儿子必须担任红衣主教。

然而,圣战的口号并没有将基督教欧洲联合起来。威尼斯人需要考虑自身在东地中海的贸易利益,因此虽在公开场合怂恿基督教徒参战,却暗中向巴耶济德二世告密。匈牙利人并未得到基督徒的信任,他们经常为了向其他人炫耀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匈牙利派往法国的外交使团规模庞大,穿戴统一的华丽服饰,并携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狂热的西班牙人对圣战颇感兴趣,却因陷入北非地区的征战而自顾不暇。各地的统治者就如同冷战时期的各方一样,都在进行着自身版本的圣战,而法国则几乎没有参战。1490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在罗马举行了一场大型会议,但是再一次像冷战时期一样,吸引了一批投机取巧者、探险者以及好大喜功者——可怜的杰姆、一些妄图复辟拜占庭帝国的遗老遗少、几位冒牌的格鲁吉亚王子、一些希望借此筹措资金来印刷无人阅读的宣传手册的教徒、夸夸其谈的葡萄牙人、捉襟见肘的匈牙利人以及假正经的英国人。最终,各方确实建立了一个圣战联盟,却在教皇的率领下于1508年袭击了威尼斯。不过,教皇很快调转矛头,与威尼斯结盟攻击其他势力。在各方势力的纷争中,原本可以发动的十字军战争烟消云散。

此次帮助欧洲渡过难关的并非十字军,而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最终摧毁了奥斯曼帝国:东方问题。如果说在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存在诸多问题,那么在伊斯兰世界就会更加严重。1500年,东地中海地区最伟大的城市依然是开罗,而且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海上强国。当时,埃及国力强盛,主要得益于来自印度洋的很多贸易(比如香料、糖料以及咖啡)需要借道红海地区,而且很多穆斯林需要前往麦加和麦地那进行朝觐以履行部分宗教义务,他们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也会支付大量保护金。一些人曾说,随着十字军的烟消云散,只有从埃及手中才能夺取巴勒斯坦。当时,不仅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甚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都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在巴耶济德二世时期,马穆鲁克王朝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依然部署着强大的军队:巴耶济德二世与他们进行了惨烈的战争,未获胜利。与此同时,马穆鲁克王朝支持杰姆担任奥斯曼帝国苏丹,而圣约翰骑士团则在两者间朝秦暮楚。

奥斯曼土耳其人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至少奥斯曼帝国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之间的战争没有涉及国家和宗教的性质等核心问题,而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战争直接涉及国家与宗教问题,而且持续不断。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角逐可以与奥斯曼帝国和中欧之间的争战相提并论,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18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与俄国的斗争中日益处于下风,从而使得它们两者之间持续数世纪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波斯文明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波斯帝国曾经可以与罗马帝国一决雌雄。然而,造化弄人:波斯人先是被阿拉伯人征服,皈依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尽管曾经实现中兴,但是后来又被波斯突厥人征服,被称为“大塞尔柱人”的波斯突厥人是曾经占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人更加优秀的远亲。后来,蒙古人横扫了安纳托利亚和波斯地区。1400年前后,帖木儿又占领了波斯地区,并对该地区造成巨大的冲击与破坏。在此次浩劫中,由于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所处的地区相对偏远和贫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幸免,这也成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迅速兴起的原因之一。当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被帖木儿击溃,但是帖木儿很快就离开了,因此奥斯曼王朝得以迅速复苏,并向东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东进举动无疑会波及波斯地区,当时波斯地区也包括阿塞拜疆和巴格达。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奥斯曼王朝与波斯黑羊王朝进行了一场战争并获得了胜利,遂占领了当时属于黑羊王朝的大片地区。黑羊王朝是一个部落封建王朝,主要占据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帖木儿统治之下的整个波斯地区支离破碎,不堪一击。之后,奥斯曼王朝又从其竞争对手白羊王朝手中夺取了东北部的大片地区,进而控制了大部分波斯地区。虽然帖木儿王朝疆域辽阔,势力远达阿富汗地区,但只是徒具表象,很快便解体了。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新波斯应运而生。白羊王朝灭亡后,在今土耳其边境东北部的偏远山区,白羊王朝的残部依然得以存留。15世纪末期,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即诞生于此。自此之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萨法维王朝成为阻遏奥斯曼帝国东扩的重要屏障。萨法维王朝兴起于1500年左右,它的建立者伊斯玛仪沙(Shah Ismail)宣扬一种反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主要在于对先知继承人的异议,但对于外围者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它被称为什叶派,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追随者”(主要是追随阿里,阿里被什叶派教徒认为是哈里发的唯一继承者,死后葬在伊拉克)。什叶派作为一个颇具感召力的伊斯兰教派别产生,与逊尼派差异显著。逊尼派统治者经常实施宗教迫害,有时甚至实施极端统治,它的主要代言人是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及其帝国中的高级长官。当然,并非仅有奥斯曼帝国信奉逊尼派,西方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大部分穆斯林都是逊尼派。在欧洲,许多基督教徒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士兵,帮助奥斯曼帝国从其强劲的穆斯林对手中攻城略地。

刚建立时,萨法维王朝就占据了阿塞拜疆地区,但是,什叶派也扩展至东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个地区有很多游牧部落,游荡在被穆罕默德二世击溃的众多埃米尔国的废墟之上。此外,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西部,众多部落和前埃米尔国残部对迅速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充满敌意,并最终演变成公开的叛乱。14世纪中叶,当奥尔汗一世和穆拉特一世向安纳托利亚东部扩展势力时,他们曾残酷地对待当地的手工业行会。这些行会中最重要的是阿里兄弟会,它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势力尤为强大。在奥斯曼帝国的空位期,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在一位族长付出巨大牺牲后,此次骚乱才被镇压下去,但这位族长的追随者却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对于这些追随者来说,什叶派便成为他们的旗帜。

但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什叶派并没有公认的权威教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的传统(土耳其地区的一些什叶派习俗甚至与基督徒相差无异)。然而,15世纪晚期,一个新的运动开始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兴起,运动中的精英以“红帽军”(Kızılbaş)著称。这些红帽军戴着拥有12道褶皱的红色高挑头巾,以此表明他们所承认的正统哈里发的数目。对于他们来说,马赫迪(“mahdi”,在土耳其语中为“mehdi”,意为“救世主”)无处不在,并且最终会复临人间。这些红帽军没有把奥斯曼帝国放在眼里,并在1502年被禁止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的赞助者和激励者伊斯玛仪沙却势力日盛:他宣称自己是马赫迪,获得了追随者的坚定支持。伊斯玛仪沙于1508年占领了巴格达,并希望与威尼斯结盟以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1510年,伊斯玛仪沙率军袭击了特拉比松。当时,这块地区由巴耶济德二世的儿子塞利姆一世(SelimⅠ)驻守。但是,塞利姆一世却接到父亲不允许抵抗的命令,因为这位老苏丹已日益疲惫和昏聩,仅仅祈求和平。1509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巴耶济德二世不得不到旧都埃迪尔内避难。塞利姆一世是一位拥有独特身份的王子,曾经迎娶了克里米亚汗国格来(Giray)王室的一位女儿,因而选择到自己的儿子苏莱曼一世(SüleymanⅠ)管理着的克里米亚半岛避难。此时,塞利姆一世已不再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王子,而将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

1511年,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的一个省份爆发骚乱。阿舒拉节是纪念侯赛因遇难的节日。在什叶派教徒看来,侯赛因是一位正直的先知继承者。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红帽军举行了起义。此次起义由一位名为沙赫库鲁(Sahkulu)的人率领,他被拥护者尊称为喀喇波耶克勒奥卢(Karabıyıklıoğlu,意为“黑胡须人的儿子”)·哈桑哈里发。他富有激情,充满鼓动性,自诩马赫迪。这次起义并不仅仅是一次农民起义。由于为苏丹效力的基督徒战绩卓越,一些穆斯林士兵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侵占,遂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这些穆斯林士兵也加入了叛乱。一些游牧部落极其憎恶势力不断膨胀的奥斯曼帝国,也全力支持此次起义。塞利姆一世的兄弟在此地担任行政长官,不得不退回到位于黑海南海岸的安塔利亚城堡之中。起义军在各地游荡,大肆进行破坏,焚烧清真寺。他们俘获了另外一位行政长官,对其施以刺刑,并用文火慢慢烧烤,手段极其残忍。后来,叛军向东部进军,试图与伊斯玛仪沙结成同盟。在锡瓦斯附近,叛军与奥斯曼帝国军队发生激战,叛军首领和奥斯曼帝国的指挥官双双战死,此次叛乱才被最终平息。显然,巴耶济德二世已经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而且诸位王子开始为继承苏丹之位展开激烈角逐。至此,作为奥斯曼帝国精锐的耶尼切里军团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耶尼切里军团在1512年选择了塞利姆一世,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随之将父亲驱逐。不久,巴耶济德二世便去世了,是否被害不得而知。最后,塞利姆一世又将可能威胁自身统治的几十位兄弟和侄子杀害。

塞利姆一世获得了“冷酷之君”的名号。用“强硬”来形容塞利姆一世或许更加恰当,而且在俄国还有一个与之相似的人物——与塞利姆一世处于同时代的、被称为“恐怖的伊凡”的伊凡四世,这个称谓是“威胁”一词的一种变形。在一次醉酒后的暴怒中,伊凡四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缔造了俄国高度集权的沙皇体制,实际上削弱了地方贵族以及教会的权势。伊凡四世非常残暴,并借助鞑靼人来进行清洗。塞利姆一世实施统治的方式与伊凡四世类似。在几年的时间内(直到他于1520年逝世),塞利姆一世使奥斯曼帝国空前强盛,并让基督教世界感到惊恐。正如麦考利(Macaulay)对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的评价一样,塞利姆一世堪称摩洛神和恶鬼的合体。他常常处死维齐尔,以致人人惶恐。据载,一位维齐尔曾询问能否提前知晓自己被处决的日期,以便预先料理自己的后事。塞利姆一世回答说可以,但要找到下一个处决的人才能够确定日期。像腓特烈大帝的父亲一样,不管用什么方式,付出什么代价,塞利姆一世都极力充盈国库。这位强硬人物在1514年召集了8万大军,着手解决波斯问题。

与18世纪的普鲁士相似,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从炮弹中孵化而出”,因为其军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炮兵部队的英勇善战。穆罕默德二世于1481年逝世,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所向披靡。在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装备着数量更多、品质更加优良的火炮,帝国骑兵也令敌人闻风丧胆。此外,奥斯曼帝国苏丹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然而其他王朝却仅有雇佣军或落后的军队。当苏丹们发现良机之时,他们一般都会果断把握。16世纪早期,西班牙的犹太人被当时的统治者驱逐出境,于是辗转到奥斯曼帝国避难,特别是在重要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和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数百万非穆斯林需要缴纳可以帮助其免服兵役的人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庞大的帝国体制。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帝国,组织严密,行政机构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贸易和土地,供养着一支战斗力远超对手的强大高效的军队。这些都需要明确的导向,而塞利姆一世在其统治时期就实现了这些。

当时,红帽军主要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北部地区,他们主要是被奥斯曼帝国欺骗至此。随后,近4万红帽军遭到屠杀,剩余民众被迫逃往山区,其中一些人来到偏远乃至几乎不可到达的通杰利地区,并学会了“扎扎”(Zaza,一个波斯词汇,意为“结巴”)式的库尔德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红帽军成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中所谓的阿拉维人,我们之后将会对其进行叙述。然后,塞利姆一世率领军队向东进军,粉碎了叛乱,穿越崇山峻岭,经受炎热酷暑,最终与伊斯玛仪沙展开决战。伊斯玛仪沙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东方,始终受到乌兹别克人的威胁,而且他的军队也难以与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和重炮部队抗衡。1514年8月,在靠近凡湖的查尔德兰地区,伊斯玛仪沙的弓骑兵被击溃,四处逃散。塞利姆一世在今伊拉克地区立足,开辟了一条新的前线。

塞利姆一世的下一个目标是埃及,那里对于帝国的命运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马穆鲁克王朝一直袭扰君士坦丁堡,而他们从贸易中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成为塞利姆一世觊觎的目标。塞利姆一世率领火炮部队和耶尼切里军团,与马穆鲁克展开决战。相比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马穆鲁克依然采取旧式的骑兵冲锋战术。塞利姆一世相继占领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并最终于1517年占领了开罗。由此,塞利姆一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人,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埃及地区,并一直扩展到北非的马格里布。马格里布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西方”。奥斯曼帝国还将势力扩展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地区,同时征服也门,控制了红海的咽喉。奥斯曼帝国甚至一度控制了埃塞俄比亚,时间长达一个世纪。

哈里发以前曾坐镇巴格达,但在阿拔斯王朝灭亡后一度处于空位状态。马穆鲁克人在开罗重新扶植了一位哈里发,并声称他是先知的继承者。现在,塞利姆一世不仅褫夺了哈里发的称号,而且夺取了一系列战利品和圣物——先知(也或许是阿里)的宝剑、一块带有先知脚印的岩石,以及其他现存于托普卡帕博物馆的一个特殊展厅中的圣物。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是一个伟大的称谓,但是它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实际意义,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奥斯曼帝国夺取埃及和巴格达之后,帝国的重心确实从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巴尔干半岛转向阿拉伯世界,性质也发生转变。到塞利姆一世逝世时,他已居功至伟,拥有众多耀眼的光环:两个大陆的国王、两洋的统治者、两支大军的统帅(两支大军指欧洲和波斯军队)、两圣地的守护者(两圣地指麦加和麦地那)。他的儿子又为他添加了以下称谓:地平线的边境领主、横跨大陆的磐石、安拉在大地的影子。附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统治者则在布告中称呼塞利姆一世为“永垂不朽的可汗”。这种现象看似荒诞离奇,但在某段时期内这也是事实。

[1] 帕夏,指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编者注





第三章

巅峰





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西盖特瓦尔,1566年,来自艾哈迈德·费里敦帕夏的Nuzhet el-Esrar el-Ahbar der Sefer-i Sigetvar,转录于1568—1569年。现存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H.1339,fols32b—33a。





塞利姆一世的儿子苏莱曼一世顺利继承了王位,帝国境内并未发生严重的内乱。苏莱曼一世在位近半个世纪(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也在他统治期间达到顶峰。奥斯曼帝国的火炮专家远赴印度尼西亚,舰队在法国的土伦港过冬,军队则在匈牙利、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下游征战。君士坦丁堡是一座极其富庶的城市,人口多达75万,几乎是当时西欧大都市巴黎的3倍。这段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期,它引领着中东乃至欧洲法律体系和诗歌方面的潮流。奥斯曼帝国众多宏伟的清真寺享誉世界,特别是苏丹为自己建造的苏莱曼一世清真寺。苏莱曼一世继承了其曾祖父的天赋,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能够集中精力迅速处理,就如同下一盘战略性的三维国际象棋。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他是卡努尼(Kanunî,意为立法者);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是土耳其大帝(der grosse Tuerke)。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Titian)曾经专门为苏莱曼一世绘制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现保存在维也纳。像拿破仑一样,苏莱曼一世曾经进行了12次伟大的征战。在他的率领下,20万奥斯曼帝国军队拖曳着数百门火炮,以超乎寻常的意志高效行军。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曾说:“在我们所在半球的三个大洲上,每一个大洲上的国家都加速了我们的衰亡。像一道闪电一样,苏莱曼一世袭击、粉碎和破坏了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1520年是个好年头。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知识革新,印刷术出现并广泛扩散,知识获得传播,地图绘制技术以及新天文学正在成熟,如同联邦德国文化部长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将其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此后,欧洲各个帝国开始逐渐成形,并与苏莱曼一世发生激烈冲突。由于当时盛行浮夸之风,帝国间的争雄不可避免。13世纪时,哈布斯堡王朝也是一个小国,后来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势力逐渐扩张,首先控制了德意志帝国,后来又取得了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在向民众颁布命令时,也带有一系列头衔,利用君权神授为自身增色——以奥地利公爵为例,他拥有51个称谓,包括错综复杂的神秘主义称谓,比如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以及盖福斯塔特·格拉夫沙夫特·高尔兹(gefürstete Grafschaft Görz)。而在西班牙,至少按照含义来说,它的国王拥有更多头衔。当然,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马德里的政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并获得了教皇的认可与授权。

1492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及其夫君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Ferdinand)国王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来自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王国,同年又资助了哥伦布寻找新大陆的远洋航行。后来,西班牙又与北非的穆斯林展开争战,而奥斯曼帝国也从地中海东岸卷入这场纷争。这一次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争战双方以西班牙查里五世(Charles V)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为一方,以苏莱曼一世及其儿子塞利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为另一方。人们可能认为到16世纪时,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争战已经接近尾声,这是因为尽管双方的衰落历程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兴。组建一支拥有300艘大木船的舰队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会对森林资源造成巨大损害——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为继的。此外,战争和基地的花销也削弱了政府在其他事务中的组织能力。

西班牙和土耳其有诸多可比之处。西班牙曾被伊斯兰世界统治了长达7个世纪,科尔多瓦哈里发时期的西班牙甚至能够与开罗分庭抗礼。在11世纪所谓的西班牙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熙德(El Cid),实际上拥有的是阿拉伯名字。熙德是赛义德(Said)的一种变形,意为“领主”。到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强国,这在军事对垒中可以体现出来。双方都与欧洲保持着疏远又紧张的关系。西班牙的少数群体加泰隆人逐渐融入了西班牙社会,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是如此;其他少数群体,比如富有攻击性的巴斯克人和库尔德人,则维持了自身特色(在当代,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组织与库尔德工人党展开了合作)。到了19世纪,两个帝国的军队都进入了政界,在西班牙尤其如此,而且宗教在这两个帝国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德里和安卡拉都是人为建造的帝国首都,经济发展落后于政治发展:只有巴塞罗那才可以与伊斯坦布尔媲美。此外,马德里和安卡拉都位于没有树木的高原之上,气候极端恶劣。这些地区的树木之所以无法存活,很可能是因为1650年前后发生的气候变迁,更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土地所有制崩溃后,农民可以在此地随意放养绵羊和山羊,从而严重损害了植被的根茎。

此外,这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奇怪的可比之处——铁路。19世纪,西班牙试图通过修建铁路来改变自身的落后状况,后来奥斯曼帝国也采取了类似举措。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下,修建铁路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铁在夏天膨胀,在冬天收缩,因而铁轨会发生扭曲。那里的铁路运行缓慢且事故频发,造成了巨大损失。西班牙铁路负债累累,难以筹措必要的资金进行现代化改造,政府不得不使用陈旧过时的备用零件。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也要花费约12小时,而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300英里。虽然土耳其的状况没有西班牙那样糟糕,但即使是现在,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夜车(而且是欧洲最老式的卧铺车)也需要花费约9个小时。须知,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当然,土耳其的铁路状况注定要获得改善。只有在公路技术获得较大发展并使出行变得更加便利之后,西班牙才逐渐解决了铁路问题:西班牙公路利润的盈余被用于铁路的现代化改造之中,这才使得铁路状况发生了巨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两国铁路发展历程存在相似性,土耳其引进了西班牙的工程师和机车,用以改进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铁路建设。现在,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旅行只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就如同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一样。

时至16世纪,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逐渐爆发冲突,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控制。由于开罗地处要塞,连接着从印度尼西亚直至北非的广大地区,遂成为重要的商路必经之地,仅埃及一地的税收就占奥斯曼帝国财政预算的近2/3。双方冲突的焦点也涉及哈里发问题。马穆鲁克并不清楚该如何处理哈里发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因与哈里发结盟而不知所措。由奥斯曼帝国苏丹指定哈里发人选或许会开启北非的归顺之路——这种状况也确实发生了。位于北非狭长海岸乃至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一系列部落,相继归顺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了耶尼切里军团,并宣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苏丹,必要时会采取实际行动配合苏丹的举措。摩洛哥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是一个位于大西洋海岸的强大和富裕的国家,其统治者蔑视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摩洛哥曾在两个世纪中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地位,却经常不愿意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管辖。正如我们透过埃及所看到的,奥斯曼帝国的触角伸展到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和也门,甚至远达红海另一边的埃塞俄比亚。

奥斯曼帝国再次面临伊比利亚问题,不过这一次事关葡萄牙而非西班牙。15世纪中期,葡萄牙即将与奥斯曼帝国爆发冲突的前奏已经显现。当时,葡萄牙船队开始探索大西洋和亚速尔群岛,然后沿着非洲西海岸缓慢南下,设立了一系列商业据点。在一次探险活动中,葡萄牙船队幸运地在一股洋流的推动下穿越了好望角,从而进入了印度洋。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了印度,并遇到了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对此忐忑不安,因为他们已隐约知道来者的身份及意图。欧洲需要来自东方的香料,但是直到新航路开辟前,不管是经由海路到达苏伊士,还是经由陆路到达阿勒颇,这项贸易都主要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现在,通过直接取道海洋,葡萄牙人能够显著降低香料的价格,而且他们很快就占领了香料的主要产地印度尼西亚。香料等贸易的商路中心曾在埃及,但是葡萄牙人的介入使得奥斯曼帝国遭受重大损失,经由红海或者波斯湾的贸易路线开始衰落。奥斯曼帝国甚至担心葡萄牙人会影响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尽管葡萄牙驻印总督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指挥的本国军队从未超过5 000人,但是葡萄牙舰队的船速更快,武器更加优良,因而实力似乎更加强大。葡萄牙人甚至侵占了巴林,阻断了经由巴士拉的商路,而当时这条商路主要由奥斯曼帝国经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从而扼守住了进入红海的道路。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之间的争战甚至远达桑给巴尔(Zanzibar,在旧土耳其语中为“Zencibahr”,意为“黑人的海洋”)。印度尼西亚的一位统治者经常抱怨自己处于葡萄牙的威胁之下,苏莱曼一世直接向他赠送了大量火炮。与此同时,苏莱曼一世也派遣自己的幕僚前往印度寻求合作。早在1513年,一位曾经是海盗的、名为皮里·赖斯(Piri Reis)的奥斯曼帝国制图师,就已经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包括南美洲。令人惊奇的是,这张地图中标注的南美洲的位置还很准确。但是,尽管这些事件有时会被视作世界帝国主义的开端,但相比于位于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战场,它们都只是些小插曲而已。

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土耳其舰队曾经劫掠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马格里布地区站稳脚跟之后,便放手利用被称为“巴尔巴里海岸”的海盗从事劫掠,其中一些海盗甚至兵至罗马,令教皇落荒而逃。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部分原因在于基督教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当时,德意志地区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尼德兰地区,结果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在1574年天主教徒围攻莱顿期间,新教徒守军宣称“即使是土耳其人也比天主教徒好”(life turk den paus,翻译成英语就是“better Turk than Papist”)。法国人的做法则更不寻常。尽管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本身就是天主教徒,但是为了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他情愿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当时,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尼德兰地区的统治者查理五世,也是苏莱曼一世的主要对手。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获准在土伦港越冬,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徒因此遭殃。早在1522年,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就在奥斯曼帝国长时间的围攻下被迫撤离。1571年,处于威尼斯控制下的塞浦路斯亦被奥斯曼帝国攻占。最初,奥斯曼帝国的进军非常顺利,因为比起奉行封建制、农奴制以及宗教迫害政策的威尼斯人以及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更喜欢奥斯曼土耳其人。不过,在攻占塞浦路斯的最后一战,即法马古斯塔战役中,发生了另一场类似于罗德岛战役的史诗般的战争。

到了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在摩洛哥与葡萄牙人激战,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与西班牙争夺,并在各个地区与威尼斯人较量,爆发了一系列大型的海战。海战消耗巨大,而且使用的主要是老式战船。在海战中,舰船主要由人力操纵,作战模式包括登船和撞击,这都依赖海洋环境,但是地中海气候不仅变化莫测,而且每个地区也差异显著。由于一艘舰船上的奴隶有时会多达数百人,因而很容易受到流行病的袭扰,冬天时需要将这些奴隶限制在他们的营区中。战船需要停泊在海岸的视线范围内,并严重依赖设在陆地上的基地提供修理和补给。葡萄牙舰队对的黎波里或突尼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但是它们的命运却受到突然而至的风暴的摆布。这些风暴不仅摧毁了葡萄牙的舰队,而且拖垮了葡萄牙帝国,使其被西班牙兼并。1600年前后,随着高大且装备着所向披靡的火炮的荷兰战舰的出现,混乱的海战才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伊斯兰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

1565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似乎达到高潮。马耳他岛扼守着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那里拥有狭长的深水港,很适合维护和供给舰队,并在圣约翰骑士团的经营下防守严密。苏莱曼一世派遣了首席海军上将率领舰队夺取此岛,与守军爆发了残酷的战争。战争主要围绕圣埃尔莫要塞展开,这个要塞守护着该岛主要的港口,港口本身也已被围困数月,看起来,只有奇迹发生,马耳他岛才会幸免于难。马耳他岛守军的顽强抵抗直接促成了西班牙与骑士团的联合行动。来自救援舰队的威胁以及缺乏足够的淡水供应,迫使奥斯曼帝国舰队不得不仓皇撤军——这是苏莱曼一世第一次真正遭遇惨败。

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罗马尼亚的王子们归顺了奥斯曼帝国,承诺向其支付贡金。奥斯曼帝国北部地区与匈牙利相邻,匈牙利曾经在15世纪上半叶与奥斯曼帝国展开激战,而且获得了几次胜利。贝尔格莱德——被匈牙利人称为“Nándorfehérvár”——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军事要塞,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的交汇处,具有一道天然屏障,而且拥有坚固的城墙。它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独当一面,甚至连穆罕默德二世在1456年时也未能将其攻克。但是,到1520年时,匈牙利的势力已大为削弱,因为匈牙利的王位归属虽由选举决定,但实际权力落入了一个欺压农奴的贵族阶层手中。1526年,苏莱曼一世率领大军再次入侵匈牙利。在当年8月的莫哈奇战役中,匈牙利军队再次上演了十字军在1444年瓦尔纳战役中的惨剧。在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和火炮面前,匈牙利军队的骑兵不堪一击,结果遭到惨败。很快,半个匈牙利都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而且核心区域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也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

匈牙利一战对参战双方来说都有好处。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拥有较先进文明的盟友(比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战中设计并铸造了巨型火炮的乌尔班)。这些盟友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早在1600年时的识字率就已非常高(新教教派中一位论派的识字率几乎高达100%,这无疑是因为在那块极富智慧的穷乡僻壤之上,生活着大量德国移民,他们都是由匈牙利国王于3世纪前精心挑选的)。而另一方面,由于新教徒占多数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依附于奥斯曼帝国,从而免于遭受反对宗教改革者的迫害。总体而言,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之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得力附属国。匈牙利中部地区虽然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但是在其西部和北部却存在着一个不同的匈牙利群体。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匈牙利王国的王位,因而那些地区依然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苏莱曼一世在布达建立了新都,并设置了相应的政府机构,由土耳其官员进行统治。然而,边界地区依然处于纷争之下,战争仍在持续。1529年,苏莱曼一世迅速突破哈布斯堡王朝的防线并包围了维也纳。但是,由于冬季很快就要到来,秉承现实主义理念的苏莱曼一世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选择了撤军。

奥斯曼帝国在哈布斯堡王朝边界地区进行的漫长战争可谓艰苦卓绝。在匈牙利地区集结军队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依赖数量巨大的驼队来运送给养甚至是弹药,而且要在无穷无尽的泥潭中艰难行军。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停歇时,他们的帐篷会绵延数里,而且在苏丹及其随从的宿营地上还会铺设华丽的地毯(至今,这种风格的小型地毯在中亚地区依然可见)。奥斯曼帝国不仅需要与哈布斯堡王朝交战,在其他战线甚至是不同的大陆上,奥斯曼帝国左支右绌,无法同时应对诸多挑战。由于哈布斯堡王朝也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与奥斯曼帝国都处于停战状态。然而,中欧地区的纷争一直在延续,维也纳、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统治者之间也充满了尔虞我诈。

随着苏莱曼一世日渐衰老,他越来越独断专行,同时在宗教上也更加虔诚。他对基督徒的包容心日益狭小,并越来越严肃地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圣战者。在最后的岁月里,苏莱曼一世成为自己设计出的精妙绝伦的“发条装置”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当他的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也就是许蕾姆(Hürrem)苏丹]去世之后,他开始奉行禁欲主义,而且更加固执:宫廷开始使用陶器进膳,而此前一般使用进口自中国的精美瓷器,其中一些瓷器还镶嵌有一条非常细长的银线,这条银线与砒霜接触时会变黄。苏莱曼一世的故事与路易十四(Louis XIV)极为相似。路易十四因奢华的凡尔赛宫而闻名,他的情妇曼特农夫人每夜都会到访,与他密谈两个小时的宗教,然后再劝其与残忍、愚蠢的皇后同床共枕(路易十四和这位皇后酝酿了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驱逐新教徒)。在统治后期,苏莱曼一世与自己的儿子们关系紧张(作为王子们继母的罗克塞拉娜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苏莱曼一世甚至因为儿子造反将其中一位杀害,被杀王子的哥哥、苏莱曼一世最喜欢的儿子吉汉吉尔(Cihangir)也受到株连,最终被密害致死。像奥斯曼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苏莱曼一世的基因也传给了他的女儿米赫里马赫(Mihrimah),她在于斯屈达尔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清真寺(米赫里马赫在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门附近的城墙边上还建有另一座清真寺)。尽管如此,这位老苏丹依然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件事:战争。1566年,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越境北上,穿过贝尔格莱德,进入了匈牙利,开始围攻锡盖特堡。不久,72岁高龄的苏莱曼一世便与世长辞。





第四章

阴影





1571年勒班陀战役,雕于1572年。现存于威尼斯海洋历史博物馆。





苏莱曼一世逝世后,宫廷秘不发丧,隐瞒了长达48天。像以前一样,宫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贵阶层希望将权力平稳过渡到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手中。但是,长期任职的大维齐尔也非常担心,一旦耶尼切里军团知晓将产生新的苏丹,他们可能会要求获得传统的、价值高昂的“礼物”。大维齐尔的担心最终变为现实。一位苏丹的替身坐在马车上,不停地翻阅书籍,同时诵读着《古兰经》。他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一场死亡游戏,而真正苏丹的尸体早已被偷偷运回君士坦丁堡。

到当前为止,这个帝国正在令人难以置信地独自运行。在一位能力卓著的维齐尔——索科卢·穆罕默德(Sokollu Mehmet)帕夏的精心安排下,塞利姆二世顺利继承了王位。塞利姆二世在历史上以“酒鬼塞利姆”著称,但是由于苏莱曼曾经在选择大维齐尔方面十分谨慎多疑并令这个精英阶层心有余悸,因此他们并不在乎新苏丹的习惯如何。1536年,希腊人易卜拉欣帕夏由于权势过于强大而被苏莱曼处决;曾经服侍过三位苏丹的位高权重的波斯尼亚人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则在床上逝世,流言称其遭阴险狡诈的萨菲耶(Safiye,穆拉特三世的妻子)苏丹设计毒害。这些人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操纵政局,却没有将像萨菲耶苏丹这样狡诈的帝国皇太后放在眼里。

在塞利姆二世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于1571年攻占了塞浦路斯。但是,在同年的勒班陀海战中,战局却发生了逆转。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舰队已经开始使用三桅帆装军舰,可以装备射程更远的大型火炮。它们摧毁了一支奥斯曼帝国舰队,这成为文明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奥地利人唐·约翰(Don John)也在此战中一举成名。然而,这种景象具有误导性:相比于西班牙和英格兰以及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拥有更多的相同点。奥斯曼帝国舰队很快就恢复过来,在当年便恢复行动。直到1600年,奥斯曼帝国才开始出现真正的衰败迹象,而且这种状况同时出现在西班牙帝国身上。

地中海地区曾经是文明的中心之一,但是在1600年时,它的地位已被严重动摇。到17世纪时,文明的中心已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这种论述可以通过荷兰反抗西班牙的战争来说明,双方共进行了长达80年的战争,最终于1648年结束(当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因而派出代表在威斯特伐利亚商讨和平事宜。由于它们当时仍然彼此仇视,因而双方代表分别在不同的城镇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通过第三方举行了会谈)。正是荷兰人创造了使现代世界得以运作的一系列新兴事物和规则:国民银行、理性有序的军事策略、设计精巧的船舶、海运保险、证券交易所、望远镜,以及能够防止周期性饥荒的农业发展。由于荷兰国土面积过于狭小,因此在入侵者面前十分脆弱。1688年,荷兰人继承了英国的王位,也带来了荷兰的本质特征。大西洋重要性的凸显,也使得野蛮和偏僻的苏格兰获得了发展,因为格拉斯哥意外地成为美洲烟草最重要的进口港,正是从烟草贸易中赚取的利润使得这个以前与贸易活动完全无关的地方发展了起来。

土耳其、威尼斯以及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曾经分别研究了17世纪的历史,并思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以致他们的祖先陷入了衰落的境地。尽管你可以使用很多事例来反驳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衰落无疑是普遍性的。到1700年时,西班牙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仅仅是因为潜在的后继者不愿意分裂帝国。威尼斯的风光仅存于卡纳莱托的风景画之中,那不勒斯因内讧而实力大减,西西里岛则成为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笔下的“豹”。《豹》(The Leopard,1958)是一部以没落的巴洛克风格创作的文学作品。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依然强大,但没落的前景已经注定。在此进程中,俄国逐渐崛起,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最后一个伟大的中亚帝国。

目前,对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曾经非常流行的一个解释认为这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导致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相继夺取了香料贸易的主导权。列宁主义还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转化成帝国主义,因而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但是,5 000名葡萄牙水手和80艘荷兰商船历经的长达一年的长途跋涉,并不足以颠覆整个世界体系。奥斯曼帝国确实失去了对于香料贸易的控制,但是位于开罗和阿勒颇的货物集散地依然繁荣,而且来自也门的咖啡贸易更加有利可图。不可否认,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西方利益的帝国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于19世纪,而不是在17世纪。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也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或者长期海战消耗了大片森林,从而导致土壤遭到侵蚀,这在安卡拉高原体现得尤为显著。另一方面,其实明智的政府知道如何保护森林:主要的策略是禁止放养山羊。或许气候变化意味着新疾病的产生,但拥有先见之明的政府知道如何控制瘟疫、疟疾以及天花,何况其他国家接种疫苗的预防措施就学自奥斯曼帝国。但是,当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知道如何隔离和控制瘟疫时,那不勒斯以及君士坦丁堡却因瘟疫的侵袭而荒废,这也是事实。

地中海地区的衰落也为宗教批评者提供了切入点,不管是针对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为教士举办葬礼时总会铺张浪费。教皇并没有得到所有基督徒的敬仰,在伊斯兰教界也是如此。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且拥有优良的地图绘制技术。海军的发展显然需要研究星象,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贝西克塔斯地区的一个观测点上兴建了一座天文台(奥斯曼帝国苏丹也居住在这个地区,他对占星术非常感兴趣)。1583年,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地震,宗教权威解释称这是安拉对于人们窥探其秘密的惩罚,这显然表明了他们对于天文学的憎恶。最后,天文台被拆毁,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优势也随之丧失。与此类似,在18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在宗教界的压力下被迫关闭了数学及机械学校,并限制了印刷业的发展。印刷企业家易卜拉欣·穆特范瑞卡(Ibrahim Müteferrika)在开展业务之初即遭到书吏的阻挠,因为他们希望维持自身对于抄写的垄断权,并借用宗教借口为自身的行动正名(当然,也有人提出,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读者来说,印刷品过于昂贵)。无疑,在此次交锋中,书吏可能会借助任何借口和手段来限制印刷业的发展。尽管一些明智的神职人员不同意封杀印刷品,但难以扭转整体局势。直到18世纪晚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仍是非常钦佩的,就如同真心诚意地屈尊欣赏莫扎特的《后宫诱逃》(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1782)[1]一样。

在塞利姆二世于1574年逝世之后,他的两位继任者穆拉特三世(Murat III, 1574—1595年在位)以及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III,1595—1603年在位)继续推进先辈的事业,奥斯曼帝国的机制运转良好,军事征服行动依然向前推进:甚至连摩洛哥也在16世纪70年代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尽管持续时间较短。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方,由于萨法维王朝在北方和东方面临一系列内部问题,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地区也曾一度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当时,克里米亚鞑靼可汗的势力依然非常强大(他在1571年占领并烧毁了莫斯科),与奥斯曼帝国结成同盟。奥斯曼帝国曾一度计划开挖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的运河,尽管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而且鞑靼人也靠不住,但已初具规模,这使得来自亚速海的一支奥斯曼帝国军队能够联合盟友攻占阿斯特拉罕。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攻占了扼守凡湖的规模宏伟的岩石要塞,在进军伊拉克的进程中,他还占领了比特利斯,这两个地区都混杂着大量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在巴格达地区设有代表,当地的行政长官(此人拥有热那亚血统)试图在逊尼派以及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维持和平。然而,在安纳托利亚—伊拉克边境的高山地区,奥斯曼帝国却难以维持有效统治。最终,奥斯曼帝国在此地区遭遇惨败。1580年之后,萨法维王朝的势力得到恢复,并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地区。

到1580年时,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和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达成某种停战协议,在印度洋地区也开始大规模收缩势力范围,但是在北部前线地区,战火依旧绵延。当地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土匪和强盗不断发动袭扰,奥斯曼帝国的诸多藩属则多次与坐镇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暗通款曲。1593—1606年,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甚至爆发了“持久战争”,主要是围攻战,直到双方签署了《吉托瓦托洛克协议》(Treaty of Zsitvatorok),同意搁置争议。由于双方在其他地区也存在许多问题,匈牙利西部和北部战线的战况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是,苏莱曼一世建立的帝国体系开始在各个方面运转不畅。首要问题是帝国疆域太大。当时,某种形式的埃及—奥斯曼伙伴关系已经开始形成,而且奥斯曼帝国急需埃及的财政支持。但是,埃及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比如埃塞俄比亚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战争,控制也门的战争也尤为艰苦,因为也门不仅地形复杂,而且气候恶劣。在巴尔干半岛,不管是否公开宣战,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争战不断。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并不存在自然的边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差异,不仅造成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争斗,而且导致帝国内部不断发生骚乱。苏莱曼一世知晓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综合体:法律与组织体系借鉴自罗马帝国,伊斯兰教成为统治思想,中亚地区负责提供组成军队的士兵。至今,我们依然难以对这个由各种复杂要素组成的综合体进行解释,但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运行体制是波斯样式的。苏莱曼一世的继承者难以与他媲美,尽管这个帝国综合体在苏莱曼一世挑选出的维齐尔的辅佐下依然得以维系,但帝国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来源相对固定,部分依赖征服——特别是对埃及的征服——部分依赖税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体系不断出现问题,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不得不减少主要硬币中白银的含量,但是他在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成功征服以及随之而现的繁荣,都对此做了补偿。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奇怪的通货膨胀,扰乱了帝国的统治秩序。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增长了接近50%(其中奥斯曼帝国人口增至2 000万),这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该地区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谷物来养活这些人口,因而不得不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奥斯曼帝国出现通货膨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波托西偶然发现了大型银矿(在其他地区,比如在匈牙利北部地区,人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每年,西班牙舰队都会从南美洲运回大量白银。通货膨胀随之而至,甚至西班牙王室也在1575年破产,因为它难以清偿债务。这次通货膨胀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显著影响。后来,威尼斯铸造了一种硬币,由于含银量保持不变,这种硬币被各方用作标准货币。

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硬币中再次出现品质不纯的状况,而那时帝国新的财政来源也已日益枯竭。那些为帝国服役的军人,特别是耶尼切里军团士兵,清楚地知道自己遭到了欺骗。以威尼斯硬币为参照,奥斯曼帝国的硬币贬值了一半。耶尼切里军团是主要的帝国卫队,该军团的标志是一口巨大的饭锅,意思是苏丹负责供养他们。耶尼切里军团的营房位于阿克萨赖的肉食市场,靠近泽扎德清真寺,距离托普卡帕宫不远。耶尼切里军团负责守卫宫廷,如果他们举行兵变,胜算很大:他们可以向宫殿进军,占领内廷,直接绑架苏丹。从短期来看,奥斯曼帝国苏丹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为耶尼切里军团士兵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偿。早在1589年,奥斯曼帝国就曾发生一起耶尼切里军团兵变,苏丹不得不依靠收买手段将其平息。耶尼切里军团的问题得以解决,却是以损害骑兵的利益为代价的。后来,各个省区相继爆发了骑兵部队的反叛运动(在17世纪初的杰拉里叛乱[2]中,这些骑兵扮演着重要角色)。

奥斯曼帝国通过招募更多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镇压了反叛运动。最初,耶尼切里军团仅有7 000名士兵,是由原来的基督教男孩组成的名副其实的精英集团。他们彼此信任,并效忠于苏丹。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招募了更多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由于耶尼切里军团士兵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高额佣金,因此众多穆斯林都渴望加入。穆罕默德二世首开允许穆斯林加入耶尼切里军团的先河,军团士兵人数飙升至4万人并不断增长,士兵素质却大为下降。这些人不仅负责维护首都地区的内部秩序,而且肩负着消防职责,这两项职责都使其可以乘机欺诈店主。最终,帝国卫队变成了勒索保护费的武装团体。

一位睿智的苏丹能够意识到帝国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会主持编制无数文件(这些文件多达数百万份,都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机构,选拔一位能够应对所有问题的大维齐尔,最后直面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他的母亲。西方君主会与一些适合的女性繁育后代,直到这位母亲生育了一到两位王位继承者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会理顺。在奥斯曼帝国早期,这种类型的关系成为规范: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父亲与女儿之间维持着表面平和、内里复杂的关系。16世纪晚期,这种规范却出现了问题。

在这段时期内,一个土耳其语词汇“harem”(本意为闺房,后指后宫)开始进入世界字典。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解,这个词汇显然遭到误用。穆斯林的住房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以接待客人的公共区域,即“selamlik”(接客区域);另一部分是私密空间,即“harem”,是家庭中的女性独自居住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宏伟的建筑中,包括托普卡帕宫,都拥有同样的布局。“harem”后来被用于指称某种大型妓院,但这绝非该词的本身含义。年轻貌美的女性可能被征召入宫,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比如学习演奏音乐或编织刺绣,或者学习如何与男性交谈。当然,野心勃勃的女孩会设法嫁给宫廷中的男人,令他们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习俗开始发生转变:一位博得苏丹欢心的女子可以为他生儿育女,如果生下的是男孩,那么这位女子便母凭子贵。一旦这位女子的儿子继位,作为其他孩子的邪恶继母,她便会策划处死新苏丹的同父异母兄弟,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花园总管一般会使用丝绳将尚在襁褓中的王子勒死,这也是他的主要工作。用绳子勒死,死者的血液不会流出,按照土耳其古老的迷信说法,死者的灵魂将不会到达天堂。穆拉特三世以及穆罕默德三世几乎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从未真正地从阴影中走出。穆罕默德三世的19位同父异母兄弟,包括一些非常幼小的婴儿,都惨遭杀害。艾哈迈德一世(Ahmet I, 1603—1617年在位)终止了这项残忍的制度,只是将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关押在后宫中一个老鼠泛滥的角落,这个角落被称为囚笼。

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苏丹的母亲,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苏丹皇太后。她们勾结宫廷中的主要人物——宦官,玩弄权术,祸乱宫闱。这是拜占庭独有的现象,主要源自基督教的早期信仰,即认为性是恶魔的杰作。当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显然,这个观念可以追溯至埃及的科普特人,但爱德华·吉本对他们的评价很低(有些科普特僧侣会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像绵羊那样食草,借此证明自己的修行)。被阉割的白人宦官总管,几乎负责宫殿内的所有事务,包括培训未成年的男仆。黑人宦官总管的整个生殖器都被阉割,如果在经历宫刑并立即跳入滚烫的沙粒中后仍能生存,就可以负责后宫的事务。拥有权势的女性和宦官掌控着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成为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体现。穆拉特三世时期,后宫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可以通过当时的漫画体现出来。此前,苏丹一般都会实行王朝联姻,迎娶拜占庭公主或者拥有同样显赫地位的穆斯林家庭的女性,比如管理克里米亚半岛的格来王室的女儿。“harem”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女校,与培训男仆的机构类似,直到穆拉特三世时,它才开始逐渐干政。当然,就苏丹本身的品性而言,如果他整天被一位专横的母亲以及忧郁或寻求恩宠的女人包围,那么这对于苏丹来说毫无益处。此外,大部分苏丹都有名无实,权势往往会被他们的大维齐尔盖过。

即使在此时,奥斯曼帝国依然有序运转,苏莱曼一世留下了一个高效的帝国统治机器。奥斯曼帝国拥有真正的帝国行政体系:1453—1623年,奥斯曼帝国47位大维齐尔中,仅有5位拥有奥斯曼土耳其血统,而拥有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占到11位,拥有希腊血统的占到6位,还有1位拥有亚美尼亚血统。大维齐尔会得到普通维齐尔的协助,普通维齐尔一般有4位,负责处理行政事务,有效地划拨财政资金,保持军队的运转(1600年,4万名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的薪酬占到了帝国工资支出的1/3)。实际上,大维齐尔负责管理整个政府,因而可以借此聚敛大量财富[苏莱曼一世的第二位大维齐尔吕斯泰姆(Rüstem)帕夏逝世后,留下了1 700名奴隶、2 900匹马以及70万枚金币;作为苏丹的女婿,他在苏莱曼一世清真寺的旁边,建立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镶有伊兹尼克红瓷砖的清真寺]。奥斯曼帝国大约有100名会计负责记录财政收支状况,各省区的行政机构也设置了同样的部门,只不过规模略小。奥斯曼帝国的税收维持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远非其他欧洲国家所能比拟。

奥斯曼帝国体系的一个特性体现在骑兵的招募方式中。拥有封邑的领主被称为提马尔(tımar),他们从农民那里收取地租,但在战时需要率领6名骑兵参战。通过这种方式,奥斯曼帝国共招募了8万名骑兵,服役期限是从每年的初春到深秋。提马尔的封邑虽然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承认,但随时可能被帝国收回,因此世袭领主制并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社会流动的引擎,比如吕斯泰姆帕夏最初只是一位克罗地亚养殖户的儿子。

在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机器中,唯一能够部分地摆脱控制的领域是宗教,但即使是在这个领域,苏莱曼一世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理论上讲,伊斯兰教国家应该施行伊斯兰教法。由高级宗教人士欧莱玛(ulema)组成的宗教委员会负责召集组建最高宗教法庭。宗教委员会还负责管理一系列低等级的法官,影响一直扩展至小城镇层面。城镇层面的宗教法官被称为卡迪,负责监督学校、医院以及司法事务。伊斯兰教法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产物,很难契合现代环境,因此苏莱曼一世花费大量时间起草了一系列法律,并允许在基督教区域实行习惯法。

从各方面来说,在整个苏莱曼一世时期乃至此后一代人的时间内,奥斯曼帝国体制都运转良好,它拥有欧洲地区最精良的火炮部队和最有勇气的步兵,以及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进而横扫了整个匈牙利平原或者安纳托利亚高原。奥斯曼帝国体制的优越性并不止如此: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非常注重福利问题,急切地希望确保君士坦丁堡居民的日常需求。奥斯曼帝国谨慎地控制境内物价,大维齐尔经常到市场视察,侦查并打击投机倒把的行为。官方承认的行会负责给商品定价,这便解释了土耳其境内至今仍令人非常困惑的独特现象:在土耳其境内的特定街道或城区,众多商店主要出售同样的商品(比如加拉塔区的商店就主要出售灯具和乐器)。

突然之间,奥斯曼帝国体制开始失灵。16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当地货币的大幅贬值使情况变得更糟:如果将奥斯曼帝国比作一条鱼,那么这条鱼在16世纪晚期时就已开始从头部腐烂,到17世纪早期时便迅速扩展至全身。在接近20年的时间内,杰拉里叛乱使得安纳托利亚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面临新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反叛势力仅是政府形象的一面镜子,这些反叛势力也无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杰拉里叛军是一个大杂烩——作战方式陈腐的骑兵、劫匪、宗教异见分子、对失去土地非常愤怒的农民,以及对于自身薪金大幅贬值严重不满的公职人员。艾哈迈德一世设法将杰拉里叛乱镇压了下去,并建立了蓝色清真寺进行庆祝。人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认为除非取得能够真正从中获益的胜利,否则不应该设立清真寺进行炫耀。蓝色清真寺拥有6座尖塔,规模宏伟,完全超出常规的需要,而且就位于宏伟壮观的苏莱曼一世清真寺附近。

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旁观者所难以理解的。在这段时期内,伊斯兰教也出现了问题,而且并非仅限于奥斯曼帝国内部。1600年左右,在令人向往的阿克巴(Akbar)时期,伊斯兰教在印度地区运转良好,印度教徒甚至可以在宫廷中饮酒作乐,但是在半个世纪后的奥朗则布(Aurangzeb)时期,帝国开始抛弃宗教宽容政策,内战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欧莱玛阶层,主要由大谢赫领导。由伊斯兰教法官组成的法庭负责阐释伊斯兰教法,虽然教法从先知那里传承下来,但是正如苏莱曼一世所发现的,它并不能涵盖当前的所有领域。因此,一部民事法逐渐成形,并由不同的法官进行阐释。基督教徒或者犹太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并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认可。

逊尼派有4种不同的教法学派。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主要奉行沙斐仪教派,这个教派相对严厉,对妇女的限制更为严格(至今,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机场附近,仍然可以看到表情严肃的老人戴着口罩,避免与女性和外国人呼吸同样的空气)。但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哈乃斐教派却对外国人非常宽容。苏莱曼一世希望大谢赫能够成为像教皇那样的人物,能在现实需要的时候颁布相应的宗教法令。但是,这种意愿难以实现。君士坦丁堡的宗教领袖大穆夫提[3]负责任命教职人员和宗教法官,由于其官阶与大维齐尔同级,所以缺乏中央权威。因此,当大谢赫阿布·苏乌德·埃芬迪(Ebu Suud Efendi)宣称伊斯兰教允许银行收取利息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阿布·苏乌德·埃芬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545—1574年间一直担任大谢赫职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继续公开强化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学校中要求学生熟记《古兰经》,但这并不能将奥斯曼帝国导向现代世界。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凌驾于其他事物之上的伊斯兰教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在完全统一的表象下,伊斯兰教在实践中差异显著,它的规范甚至涉及一些很私密的私人生活问题。在土耳其,这种状况尤其显著,因为外部影响以及古老传统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反对官方伊斯兰教主导的冷酷、繁文缛节以及专制世界的教团——使用“教派”一词或许不妥,因为其中并不存在神学上的分歧。拜克塔教团在巴尔干半岛非常盛行,在耶尼切里军团中也拥有巨大影响,对待饮酒持宽容态度。最具人性的马拉维教团创造了旋转舞,它的创始人可以追溯至13世纪时伟大的梅夫拉那[Mevlana,又名鲁米(Rumi)]。梅夫拉那曾在宣教中反复阐释自己对于人性弱点的理解,并且创作了最伟大的诗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教团,其中卡迪扎德里教团清醒地认识到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衰落,主要是因为没有遵循伊斯兰教法。后来,拥有大一统观念的统治者不得不调动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将这些教团镇压下去。

艾哈迈德一世是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的最后一位苏丹。当时的趋势是推行伊斯兰教法,否则,在杰拉里叛乱以及萨法维王朝在奥斯曼帝国东部取得新胜利的大背景下,奥斯曼帝国如何才能维持运转呢?17世纪早期,这些极端虔诚的精英阶层统治着奥斯曼帝国,整个帝国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希腊书籍从图书馆中消失,而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中十有八九是关于宗教的:重复性的宣传册、幼稚的作品、圣徒的事迹,就如同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所做的一样。不仅如此,帝国中的穷人也依托宗教慈善资金维持生存,因为这些宗教资金至少能够免于国家残暴的掠夺。富人也将他们的资产置于宗教资产慈善基金之下,但是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18世纪,那不勒斯接近5%的人口由僧侣和修女组成,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梅佐乔诺[4](mezzogiorno)。宗教少数群体和外国人越来越成为奥斯曼帝国富有创造力的组成部分。生活在帝国中的外国人受到外国领事馆的保护,这些领事馆主要依据被称为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来自拉丁词汇“capita”,意思是“框架协议”)的条款实施保护。伊斯兰教法是奥斯曼帝国进行统治的依据,但是在财产(比如银行利息)方面并不能在风俗完全不同的民众中施行[从理论上讲,由于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禁止收取利息,所以僧侣接管了当铺,并将其称为“慈善之峰”(Mount of Piety)]。

艾哈迈德一世去世后,一位强势的母亲成为帝国真正的掌舵者。继任者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Ⅰ,1617—1618年在位)精神不健全,仅在位一年就被耶尼切里军团投入到囚笼之中。艾哈迈德一世的一位年轻的儿子,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18—1622年在位)继任了苏丹之位。这位新苏丹天真地希望推行改革,亲自率领军队进行征战,并因黑海争端与波兰人展开较量。他意识到耶尼切里军团已经成为一个隐患,并计划将首都迁到开罗。然而,这位苏丹在黑海地区进行的战争并不顺利,而且耗尽了国库,于是耶尼切里军团在欧莱玛阶层的支持下,将穆斯塔法一世重新扶上苏丹之位。奥斯曼二世受尽羞辱并惨遭杀害,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首位遭到罢黜的苏丹。

一年之后,穆斯塔法一世又被推翻,这位强势的母亲再次采取行动,将11岁的穆拉特四世(Murat IV, 1623—1640年在位)扶上王位。9年后,年仅20岁的穆拉特四世(在27岁去世)开始励精图治。他是一位伟人,很乐意率领军队出征。如果一位苏丹坚韧不拔且冷酷无情,那么他就能够控制国内局势。奥斯曼帝国最核心的问题是财政,因此穆拉特四世不但削减了宫廷寄生阶层巨额的花销,而且收紧了耶尼切里军团的钱袋。那时的耶尼切里军团不仅不参加任何战争,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平民事务上。奥斯曼帝国开始征收新税,并镇压了国内的叛乱。穆拉特四世是幸运的,因为奥地利陷入了三十年战争[5]而无法自拔,所以奥斯曼帝国能够腾出手来对付萨法维王朝。1638年,奥斯曼帝国重新夺回了巴格达,并再次强行改变当地人的信仰。当然,这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各种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出风头的法律:希腊人应脚穿蓝鞋,亚美尼亚人应脚穿红鞋,而且这些法律一度付诸实施。此外,这位新苏丹还禁止饮酒,奥斯曼帝国的官员需要维持帝国的运转,而饮酒则会误己误国(艾哈迈德一世曾经处决了一位偷偷吸烟的人,穆拉特四世则处决了数千名烟民)。从巴格达返回君士坦丁堡一年之后,穆拉特四世因病英年早逝,奥斯曼帝国再次陷入困境。

穆拉特四世的哥哥易卜拉欣继承了苏丹之位,他不仅非常懒惰,而且纵情声色。他沉迷于后宫的温柔乡中,将帝国事务交给自己的亲信及母亲。易卜拉欣的母亲野心勃勃,终日与宦官在后宫策划阴谋诡计——这简直就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讽刺。大维齐尔借此机会放手聚敛财富,毕竟他已成为苏丹在政府中的代表。一位处于弱势的苏丹要控制臣属,只能诉诸周期性和突击性的清洗,可是这项举措也可能会连累他们的追随者。在12年的时间中,奥斯曼帝国共产生了18位大维齐尔,其中4人被处决,11位被解职,2位辞职,仅有1位在任职期间正常逝世。1648年,在苏丹皇太后的默许下,易卜拉欣也遭到废黜并被处决,年仅6岁的穆罕默德四世(Mehmet IV,1648—1687年在位)继任苏丹。这位新苏丹也有一位野心勃勃的母亲,她随后将易卜拉欣的母亲勒死。

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因为苏丹的每次变动都意味着新的人事变动,并将影响整个帝国。由于易卜拉欣愚蠢地发动了夺取威尼斯人据守的克里特岛的战争,情势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一场耗时长久、花销巨大且毫无意义的战争(在战争后期,橄榄油被引入土耳其)。1640年,奥斯曼帝国共有6万名行政人员;到了1648年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行政人员已达10万,财政赤字巨大,而且不时发生耶尼切里军团叛乱。此外,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也被激怒,因为他们的薪酬以铜钱支付,却需要用白银来缴税。最终,行会在1651年也发动了叛乱,此次叛乱迫使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采取了具有创造性的举措。1656年,她任命穆罕默德·科普鲁卢(Mehmet Köprülü)担任大维齐尔。那时的科普鲁卢已70岁高龄,是一位品性正直且经验丰富的阿尔巴尼亚人。他接受了此次任命,但前提条件是拥有充分的自主权。1656—1676年,科普鲁卢及其儿子法兹尔·艾哈迈德(Fazıl Ahmet)一直负责掌管帝国事务,随后被另一位来自梅尔济丰的科普鲁卢家族的人——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其中“Kara”有“黑色”之意)接任。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制手段。提马尔成为帝国亟须处理的重要问题,此前,提马尔负责提供骑兵,但现在封邑被转给非军人经营。这些新的提马尔不仅被迫提供贷款,还需要缴纳税收。奥斯曼帝国对骑兵部队进行了整肃,许多骑兵遭到清洗。依然忠诚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扑灭了各地的叛乱,包括发生在埃及的大规模叛乱。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收支逐渐恢复平衡。1669年,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特岛最终取得了胜利,巴尔干半岛北方前线的局势也趋于稳定。在一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名义上控制着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法兹尔·艾哈迈德像其父亲一样办事高效,很少动用极刑,并使帝国的财政收支得到平衡。在科普鲁卢复兴时期,奥斯曼帝国真正的问题是并未实施法治。在17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格兰,依法治国越来越盛行。而在奥斯曼帝国,由于财产权得不到保证,而且帝国随意征税,极权与骚乱交替上演。关于奥斯曼帝国在这段时期内是否已走向没落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但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评论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回应:战争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展示自身实力的机器,只有强权才能够获得最大利益。至少最初的两位科普鲁卢实行了富有成效的独裁统治,而且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或许可称之为最后的重要印记:一座距离伊斯坦布尔大巴扎不远的图书馆,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却将面临一系列难题。

[1] 《后宫诱逃》是莫扎特的第一部喜剧杰作,于1782年在维也纳首次公演,并造成巨大轰动。——译者注



[2] 杰拉里叛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爆发的一系列反对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叛乱。这些叛乱主要由一位名为杰拉里的地方长官率领,他们发动叛乱的部分原因是试图获得税收特权。——译者注



[3] 穆夫提,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即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4] 梅佐乔诺,泛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意大利北部地区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这种发展差距造成意大利区域趋同度较低,且长期内难以解决,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梅佐乔诺陷阱”。——译者注



[5]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编者注





第五章

天平的转换





G.J.Grelot,View of Constantinople,来自Relation nouvelled’un voyage de Constantinople,1689年。这幅雕刻现存于Photo Thames&Hudson Ltd公司。





在科普鲁卢时期,奥斯曼帝国扩展至中欧和东欧的广大地区,尤其在经济活动方面。奥斯曼帝国未能厘清自己的金融事务,而是采取了可能带来长期毒害效果的权宜之计:没收以及包税农场。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再次严重依赖征服带来的收益,如果控制了贸易中的瓶颈因素,便能够赚取大量利润。黑海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禁止俄国以及西欧船舶驶入。黑海北海岸和克里米亚半岛由一个实力强大的鞑靼王国经营,控制鞑靼王国的格来王室自视甚高,他们的骑兵能够迅速穿越乌克兰平原,而同样的路程却会耗费奥斯曼帝国军队数日。这个地区关系复杂。一直占有这个地区的波兰开始像匈牙利一样逐步解体。充满侵略性的游牧部落在这个地区肆无忌惮,哥萨克人(这个词来自鞑靼语)不受任何政府管辖,纵马到处实施大规模的劫掠:有时候他们会击败波兰人,有时候又与其结盟,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也经常如此。乌克兰地区处于分裂和无序状态,在其北部边界的奥斯曼帝国附属国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不安分。北欧的瑞典国力强大且富有侵略性,在疯狂的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主政时期,地区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路易十四掌权后,法国试图争夺欧洲霸权,并与英国和荷兰结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帝国,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按照常理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应该小心谨慎,如果瑞典暂停活动而西欧各国又处于和平状态,奥斯曼帝国绝不应采取进一步的攻势。

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列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考虑之中,因而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所谓的“理想世界”中。这一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并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没有人会说外语,而那些会说外语的基督徒则受到歧视和怀疑。奥斯曼帝国军队在与波兰人的较量中处于上风,并与一些哥萨克人结成同盟,甚至侵袭了波兰东南部的重要城市利沃夫。奥斯曼帝国幻想匈牙利的清教徒会得到法国的支持,却没有想到路易十四正在驱逐本国的胡格诺教徒。奥斯曼帝国认为此时显然是展示自身实力的良好时机。卡拉·穆斯塔法在接替了法兹尔·艾哈迈德的职位之后,幻想着彪炳史册,决定进攻维也纳。早在1664年,奥地利军队就已经在圣戈特哈德战役中展示了自身的强大实力,随后与奥斯曼帝国在沃什堡签订停战协议,从而能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集中精力对付法国。然而,奥斯曼帝国却在1683年以狂妄自大的行动废除了这项协议。大谢赫曾经警告苏丹,指出奥斯曼帝国真正的威胁是俄国,但苏丹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将会自上而下地主导地区霸权。

与20万大军同时行进的,还有一项规模庞大的后勤补给活动,步调基本上与火炮部队保持一致。奥斯曼帝国军队通过搭建便桥艰难过河,并努力克服在沼泽地中行军的困难,平均每天仅能行进4英里,补给则随后跟进。与此同时,大维齐尔的银质马车也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奥斯曼帝国军队从埃迪尔内经贝尔格莱德到达布达,耗时约三个月,并最终与来自罗马尼亚地区的鞑靼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会合。1683年7月,规模庞大的军队,连绵数里的帐篷,以及各种随军物品都出现在维也纳城下。随后,奥斯曼帝国的火炮部队开始攻击。但奥斯曼帝国的炮弹都是依靠骆驼运输,这种运输方式的缺点是不能运载沉重的炮弹。此前,维也纳城已经加强了防卫,这些炮弹由于太小而不能对城墙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射到城墙上后都被反弹了回去。奥地利王朝的皇帝利奥波德(Leopold)为谨慎起见离开了维也纳城,但他召集了盟友前来增援。在此次事件中,奥地利王朝并非仅仅获得了盟友的帮助,几乎每一个基督教国家都对这个地区拥有浓厚的兴趣,包括俄国。卡拉·穆斯塔法选择进攻维也纳城的时机也非常糟糕:当时的法国与奥地利王朝之间已经处于休战状态;穆斯塔法率军进攻维也纳的举动,成功地迫使波兰人和俄国人抛弃前嫌,联合一致对付奥斯曼帝国;威尼斯人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也参与到救援维也纳的行动中来。为奥斯曼帝国一方作战的匈牙利人派系分立,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1683年9月,波兰骑兵和德意志王子率领的军队前来支援维也纳,从背后袭击了围城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军队全线溃败——军队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装备和给养,败退到匈牙利,布达城也很快陷落。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之战中的惨败使卡拉·穆斯塔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贝尔格莱德城内被处以绞刑。

自此,基督教世界开始发动反击,并于1688年攻占了贝尔格莱德。很快,萨法维王朝也加入打击奥斯曼帝国的行列中。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几近处于崩溃的边缘:威尼斯人重新进攻希腊地区(正是在威尼斯人围攻雅典的战争中,帕提侬神庙被威尼斯的炮弹击毁);奥地利人则开始进入保加利亚;尽管俄国军队被奥斯曼帝国的后勤部队击败,但是他们仍向黑海地区进军。1687年,随着灾难的降临,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政变,穆罕默德四世遭到罢黜,并由其哥哥苏莱曼二世(Süleyman II,1687—1691年在位)接替苏丹之位。当被带出托普卡帕宫中昏暗的地区时,苏莱曼二世步履蹒跚,惊恐万分,本以为自己会被处死,却被告知即将接任苏丹,成为先知的继承人和执掌奥斯曼帝国权力的总长官。当反叛部队的长官被授予封邑以及鲁米利亚的治理权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效忠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位于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奥地利身上,正是奥地利王朝的分裂,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化解了奥斯曼帝国的燃眉之急。

1699年,奥斯曼帝国被迫签署了《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从此放弃了对匈牙利的控制。在此形势下,奥斯曼帝国本应丢掉更多的领地,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在1701年卷入了与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最后征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1697年爆发于塞尔维亚—匈牙利边界的森塔战役中,奥斯曼帝国已经显露出颓势,这种落后可以进一步通过对于胜利的幻想体现出来:到处挥舞先知的旗帜,鼓励进行自杀式袭击。奥斯曼帝国体制已经破败,此时却没有其他替代措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帝国,只有进行扩张才能够妥善安顿耶尼切里军团,否则这个军团会不断制造麻烦。以前,奥斯曼帝国通过占领一些地区,获得一些收入,以此收买耶尼切里军团。此时,奥斯曼帝国却一次次处于防守的地位。如果奥斯曼帝国未受到外部干扰,或者仅仅面临一个困境,那么奥斯曼帝国在旧体制之下依然能够运转良好。否则,便会危机四起。奥斯曼帝国只能寄希望于竞争对手之间的内讧。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直持续到1713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不利处境得以扭转,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奥地利军队在欧根(Eugene)亲王的率领下,于1716年重新将注意力转回巴尔干半岛。在彼得瓦顿战役中,虽然威尼斯军队表现不佳,但是奥地利军队依然击败了一支奥斯曼军队。奥斯曼帝国丢失了部分希腊领土,并在1718年与奥地利王朝签订的《帕萨罗维茨条约》(Treaty of Passarowitz)中,将贝尔格莱德划给了奥地利。奥斯曼帝国的败绩迫使大批穆斯林逃离匈牙利。20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颓势有所缓解,主要是由于奥地利卷入了与实力迅速上升的普鲁士的征战之中。奥斯曼帝国甚至意外地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1730年)被称为“郁金香时代”。

郁金香来自中亚地区,它的名称(tulip)来自波斯词汇“头巾”(turban)。在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大量出口郁金香。17世纪30年代,荷兰地区曾经掀起了著名的郁金香狂潮,而且围绕各种郁金香球茎的期货价格出现了荒诞的投机行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出现了郁金香狂潮,并受到艾哈迈德三世(Ahmet III, 1703—1730年在位)的热捧,甚至使郁金香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投机的代名词。艾哈迈德三世生性温和,小时候曾经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而不是托普卡帕宫的囚笼之中。艾哈迈德三世是幸运的,因为奥斯曼帝国通过在多瑙河地区出售税收权开辟了一种新形式的税收来源,但他挥霍无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时尚潮流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蔓延,艾哈迈德三世进口或者仿制了许多物品,纵情享受:他在宫殿中拥有自己的凉亭,廊柱上装饰着各种花样的绘画。艾哈迈德三世派往法国的大使回国后,兴高采烈地向他描述了法国国王政务处的公园和宫殿的壮丽场景。艾哈迈德三世在卡加辛那地区划出了一块土地,决定在那里仿建王宫。该地区以“欧洲的甜水域”著称,有两条河流在金角湾的海角处汇聚。艾哈迈德三世在这里建立了萨达巴德宫,宫中拥有精心设计的花园,花园中特意种植着郁金香:这里经常举行精彩的庆祝活动,在装饰性的乌龟贝壳上,还安置着能够照亮花朵的蜡烛。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处于和平状态。透过当时的宫廷画师李维尼的微型画,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了解这段“郁金香时期”(李维尼于1720年创作的名为“Surname-i Vehbi”的作品,展示了苏丹的儿子接受割礼的盛典,同时还绘有“翩翩起舞的男孩”,展示出奥斯曼帝国宫廷的部分特征)。

但是,这也是伟大的苏丹们所建帝国的最后时刻。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会自我反省,而且经常涌现出精干的大维齐尔——特别是艾哈迈德三世时期位于卡帕多西亚地区内夫谢希尔的易卜拉欣帕夏——他们知道在欧洲(以及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变化。在18世纪前半叶,奥斯曼帝国首次向国外,特别是向巴黎派出了使节,一些人非常懒惰,对所谓的异教徒事务不感兴趣,另一些人则努力找寻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差异。奥斯曼帝国的外贸活动不断增多,外国商人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士麦那和萨洛尼卡。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潮流和装饰图案非常痴迷,与奥斯曼普通民众间的私下往来也非常密切。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夫人(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可能与亚历山大教皇关系密切)创作了一部关于奥斯曼帝国郁金香时期的经典英文著作,而在她寄往家里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1716年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前线地区前往君士坦丁堡一路上的见闻。蒙塔古夫人的丈夫当时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她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当地的行政长官,这位长官拥有充沛的精力和非凡的魅力,酷爱饮酒,向她讲述了各种令人捧腹的故事。当时,贝尔格莱德到处都有不法之徒,在一支耶尼切里骑兵队的护卫下,蒙塔古夫人在旅程中的安全才得以保证。耶尼切里军团欺凌当地民众,却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在君士坦丁堡,这位伟大的女性仔细观察了各种细节,并学习了当地的语言。蒙塔古夫人有很多土耳其女性朋友,她们会告诉她各种事情,而且这些女人一旦出了屋子便会携带面纱,因此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故而可以与男性约会而不会受到质询。

无疑,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很难理解,因为你需要不断借助西方的记载来了解它,有时候这些记载极具欺骗性,但它们基本上都来自旁观者的观察。一旦你深入了解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核,想要做出评判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那是一个宗教的时代,而且奥斯曼帝国体制契合了自身在宗教领域的处境,故而很难用确切的词语来描绘。苏丹们相互继承王位,皆属平庸之辈。其中,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是一位虔诚但令人厌烦的人。从某种角度来看,那时的奥斯曼帝国处于辉煌时期,因为每位记录者都论述了帝国举办的规模宏伟的庆祝活动,有时候这些活动会持续两周,比如苏丹为年轻的儿子们接受割礼所举办的庆典。但是,奥斯曼帝国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可能随时爆发。1730年,艾哈迈德三世被耶尼切里军团的叛变推翻。此次兵变由一位名叫帕特罗纳·哈利勒(Patrona Halil)的阿尔巴尼亚人领导,他们直到易卜拉欣帕夏和苏丹的其他心腹被处决之后才罢休。在此次事件中,艾哈迈德三世的继承者马哈茂德一世(Mahmut I,1730—1754年在位)玩弄了一个漫长且奸诈的伎俩,他邀请哈利勒及其朋友参加宴会,假借祝贺他们获得升迁的名义设下埋伏,将他们一网打尽。这预示着郁金香时代的终结。

欧莱玛继续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对于7世纪阿拉伯帝国时期教法没有做出规定的领域做出裁判。总体而言,当时的伊斯兰教依然是过时的。在表象之下,你可以明显感觉到民众精神状态的改变。18世纪前半叶,大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宗教信仰并不重视,而且无人知晓他们私下里的言行。即使是清真寺建筑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位于大巴扎市场的努鲁·奥斯曼尼耶清真寺,它由马哈茂德一世在1748年开始修建。马哈茂德一世的继任者奥斯曼三世试图重新恢复宗教法规——禁止饮酒,禁止非穆斯林穿戴奇装异服等——但是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而且也没有得到延续。奥斯曼三世的继任者穆斯塔法三世(Mustafa III,1757—1774年在位)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颂之处,但他可能是第一位举债的苏丹。到1768年时,尽管伊斯兰教反对借贷,但由于俄国已经崛起,奥斯曼帝国别无选择。

奥斯曼帝国体系开始崩溃,这是不争的事实。耶尼切里军团全部从事职责之外的事务:如果你幸运,便可以继续打理店铺;如果不幸,便会受到敲诈勒索。君士坦丁堡经常周期性地遭受火灾的侵袭,大火往往会席卷拥挤的木质建筑群。一个极不寻常的悖论是,在理论上非常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却不能实施像维也纳城那样的城镇规划。当时,维也纳城拥有宽阔的街道和广阔的公共空间,主体建筑是一座宏伟的宫殿或一座华丽的教堂。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法的限制,奥斯曼帝国未能开辟像西方国家首都那样开阔的公共空间。在所有的国家,财产所有者与财产使用者之间都会存在权力争议,但是在伊斯兰教法之下,使用者却拥有优先权。在伊斯兰国家,如果使用者封闭了一条街道并进行修缮,那是他们的权力;但在遵循罗马传统的西方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可以征用公共空间,比如在英格兰,大贵族可以通过使用和操控英国财产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在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穆斯林城镇中却并非如此,而且在这些拥挤的地区,政府仅在大火灾爆发后才能进行检视,疾病也会在那里迅速蔓延。君士坦丁堡的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臭名远扬。外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每年夏天都会逃离那里,前往黑海地区度假,一般是去塔拉比亚(Tarabya),那里建有特别的夏季休闲区。塔拉比亚是希腊语中“Therapeia”或者英语词汇“therapy town”(医疗胜地)的土耳其语变形。苏丹们自己也经常逃离首都,在夏季,他们会前往埃迪尔内,并在那里开展狩猎活动。

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巴尔干半岛地区,离心倾向日益严重。此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会妥善照管农民:他们会受到保护,免受强盗及不称职的土地领主的欺凌。腐败或者不称职的官员甚至会被处决,财产也会被没收。但是,那个体系主要建立在封建提马尔体制之上,而提马尔体制尚未涉及与农业资本主义相关的继承制度。如果提马尔未能履行自身职责,甚至会遭到免职。18世纪,随着萨洛尼卡商路沿线地区贸易活动的扩展,一些提马尔开始扩展土地,贿赂当地官员,并将提马尔领邑转建为种植园。这意味着农民地位的下降,而且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惯例,大种植园主一般都是穆斯林,农民则主要是基督徒,因此农民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东正教会拥有大量土地,虽然经营不善,却依然不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这些状况导致农民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且通常是贫瘠和多石的土地。

后来,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特别是在山区,土匪和强盗横行霸道。在希腊,这些人以“klephts”著称,他们像罗宾汉一样,被后人通过英雄传说以及歌曲的形式传颂。那么,这些土地领主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招募了其他的地痞流氓来充当警察,这些人被称为阿马图勒斯[1] (Armatoles)。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吉勒·魏因施泰因(Gilles Veinstein)将此称为“从绿林好汉向窃贼警察”的转换,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巴尔干半岛处于无政府状态,经常会发生野蛮的劫掠行为——当你沿着一些泥泞不堪的道路艰难行进,可能会穿过一些高耸的木桩,有些人被插在这些木桩的顶端,他们不断发出极度痛苦的呻吟。到1770年,巴尔干半岛的一些进步人士可能在思忖,不知能否借助西方的帮助获得发展。

但是,这些先进人士在穆斯塔法三世的宫廷中表现并不突出。在叶卡捷琳娜女皇主政时期,俄国迅速崛起。奥斯曼帝国无人能够深刻地认识这种局面,有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状况都不知道。奥斯曼帝国依然与波兰和瑞典保持着固有的联系,却高估了波兰的作用。威尼斯现在不堪一击,奥地利将重心转向了德意志,法国依然与奥斯曼维持着友好关系。由于沉迷妄想,穆斯塔法三世陷入与俄国的战争泥潭之中,围绕黑海与俄国展开角逐。俄国已经深入北高加索地区,而这些地区在理论上都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国还觊觎克里米亚半岛,而克里米亚汗国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毗邻乌克兰的摩尔达维亚的统治者,明目张胆地与莫斯科联合。穆斯塔法三世想要展示自己才是黑海地区的主人,因而在1768年与叶卡捷琳娜女皇主政的俄国爆发激战。几乎一夜之间,在18世纪貌似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便濒临崩溃的边缘。

[1] 奥斯曼帝国在希腊境内组建的基督徒非正规军。——译者注





第六章

漫长的防守





Eugène Delacroix,Scenes from the Massacres at Chios (detail),1824年。此画在帆布上用油墨创作,大小为419厘米×354厘米。现存于巴黎罗浮宫。





在土耳其有这样一句谚语:一次灾难胜于一千条建议。自1768年开始的长达6年的俄土战争就是一次这样的灾难,最终以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告终。在这场战争中,相比于割地赔款,奥斯曼帝国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威望和收入,它不可战胜的神话终被打破。自1453年以来,总体来说黑海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从中欧地区顺多瑙河而下,或者从俄国经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而下的贸易路线,都需要经过奥斯曼帝国,因而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大量的税收。克里米亚半岛人口混杂,是鞑靼王国的统治核心。鞑靼王国处于格来王朝的统治之下,格来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尊贵后裔,而且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当然,鞑靼人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一部分与俄国结盟,特别是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诺盖人(这些人最终被用来压制发动革命的俄国暴徒,诺盖人遗留下来的长鞭证明了他们在革命中真实地存在过)。从理论上讲,北高加索人属于突厥人,而生活在西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虽然是山地民族,却属于穆斯林。在高加索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及其盟友作战英勇,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多瑙河三角洲地区,结局却令人非常失望。

奥斯曼帝国在海战中的失利尤为显著,最终迎来了灾难性的时刻。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一支俄国舰队,其中包括一些英国海事人员——这是俄国利用外国人的独特创举。俄国的变化,首先要从叶卡捷琳娜女皇自身说起。她来自安哈尔特的一个分区,这个分区是德意志的一个公国,面积相当于一块体面的高尔夫球场。1762年,叶卡捷琳娜指使情人用一个脚蹬将她丈夫的脑袋击碎,从而登上俄国皇位。叶卡捷琳娜的前夫名叫保罗三世(Paul III),他在死之前6个月刚刚继承了皇位。保罗三世的姑姑伊丽莎白女王逝世之后,保罗三世在为伊丽莎白女王举行安灵弥撒前大量饮酒,并将弥撒的曲调换成《赞美颂》,可谓丑态百出。然而,这些来自北部地区的野蛮人却在此时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黑海地区的垄断。俄英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地区,在那里登陆并试图鼓动东正教徒发动叛乱,然后又袭击了士麦那的港口。1770年,得益于优良的炮舰以及高超的航海技术,俄国舰队在靠近希俄斯岛附近的切什梅时,将一支奥斯曼帝国舰队彻底摧毁。最初,对于俄国舰队为什么能够到达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的情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这也反映出奥斯曼帝国的真实状况。奥斯曼帝国的情报人员还以为存在一条可以横贯欧洲的名为莱茵河的河流,其愚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刻,我们需要谈一谈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政府机构,即巴布–伊–阿里。它是日益衰落的帝国的守卫者,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决策部门。在法语速写中,这个政府部门的名称演变成为“波尔特”,并得到广泛使用。当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波尔特不得不接受奥斯曼帝国失去黑海控制权的事实。俄国成为北高加索地区的主导势力,并打算接管格鲁吉亚。在俄国的策划下,克里米亚半岛获得独立,后来又被并入俄国。格来王朝的一位名叫沙欣的青年王子,从各方面来说都可谓英俊潇洒,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情人。另一位格来王子成为苏格兰清教徒,与来自爱丁堡的一位名为帕特森的女士陷入爱河。当这位女士的父亲(一位律师)宣称即使对方是一位王子,也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东方人之后,这位格来王子便与帕特森女士私奔。50年之后,当英国军队登上克里米亚半岛时,发现这位女士依然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宫殿之中。帕特森的其中一个后代嫁给了一位名为格斯多夫的贵族,并在纳粹德国举办了最后的上层社会婚礼。随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鞑靼人陷入争斗之中,俄国则在1783年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对此,奥斯曼帝国苏丹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求俄国承认他作为穆斯林保护者的地位。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予以承认,却带有附加条件,即她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保护者,这便为俄国不断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埋下了隐患。

现在,随着俄国船队(其中一些是希腊船舶,只不过为了通行便利而悬挂了俄国国旗)畅行无阻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载着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到安纳托利亚高原避难。随着奥斯曼帝国首次丢失大片穆斯林土地,奥斯曼帝国内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尽管精英阶层多年以来一直声称奥斯曼帝国需要进行变革,但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这个体制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运行,而且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受到要求变革的内部压力。即便是东正教会也对现状感到非常满足,而且不希望外来者进行干涉(当时,到阿托斯圣山朝圣的德意志人发现拜占庭帝国的著作被用来塞门缝,甚至被用来取暖,感到非常震惊)。成千上万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贪污公款,而且经常将他们的特权出售给亚美尼亚投机商。苏丹实际上只能掌控被称为“Hüdavendigar”[1](苏丹省)的地区,尽管这个地区囊括了君士坦丁堡(至今,这个地区的产值依然占到土耳其GDP的近2/3),但实际上仅包括早期奥斯曼王朝在布尔萨附近的地区。

除布尔萨省之外,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主要由当地族长统治,几乎不受苏丹的管辖。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领地早已丢失,但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的后代以及当地被称为科尔奥卢的女性群体依然非常强大,他们在近代土耳其事务中拥有话语权,只是在表面上从属于奥斯曼帝国而已。埃及人几乎不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人拥有独立经营的包税农场,只需要向奥斯曼帝国缴纳少量赋税,就可以鱼肉当地民众。在这些地方中,最糟糕的莫过于罗马尼亚地区,尤其是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在罗马尼亚地区,当地的一些曾经非常强大的王朝都已灭绝。君士坦丁堡芬内尔地区的富裕希腊人,主要聚居在东正教宗主教区附近的豪华住宅中,他们每年都会拍卖自己在罗马尼亚地区的世袭权或税收权。索特左斯人、吉卡斯人(阿尔巴尼亚人的一支)以及马夫罗科达托斯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瓦拉几亚的首都,然后再前往克拉约瓦。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亲戚及一位阿尔巴尼亚保镖,到这些地区搜刮钱财。此后,他们会发布公告,宣称自己将负责统治本地,并大肆征税。在这些人的残酷剥削之下,如果有农民因不堪忍受而逃亡,他们的财产便会遭到没收。此后,另一位希腊人——吉卡十四世(Ghika XIV)王子也来到这里,进行同样的搜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包税主的良心也逐渐受到谴责,等到这些索特左斯人以及吉卡斯人繁衍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都成为自由民族主义者,鼓吹(过分强调)罗马尼亚语源于拉丁语,并将自己称为法国人的堂兄弟。

在这一团混乱中,应该从何处开始呢?在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之后,最令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震撼的莫过于俄国先进武器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奥斯曼帝国采取的第一个举动便是进行军队改革,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耶尼切里军团。这个军团难以被解散,而且奥斯曼帝国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买他们。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ülhamit I,1774—1789年在位)从名誉扫地的穆斯塔法三世手中接替了苏丹之位,相比于前任,他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奥斯曼帝国需要一支新型军队,而且需要向西方学习。在所有的外国军队中,法国军队最负盛名,并以其精良的火炮部队闻名于世。在此之前,一些西方专家已经来到了奥斯曼帝国,但他们难以有所作为。宗教保守主义或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无所不知的外国人的憎恶,成为阻碍这些外国专家传播知识的重要障碍。即使这些外国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依然会被视作机会主义者而遭到免职,就连当时最有名望的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Humbaracı Ahmet)帕夏也是如此。

这时,托特(Tott)男爵以火炮专家的身份来到了奥斯曼帝国。尽管他以法国人的名义前来,但实际上只是又一位匈牙利人而已[当然,他也可能是一位斯洛伐克人,“Tót”是一个卑贱的称谓,在匈牙利语中相当于“nigger”(黑鬼)]。托特男爵建立了一支炮兵部队,对他们进行了严格培训,但在炮兵射击学方面遭遇难题。炮术不仅涉及装弹,炮手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然而,欧莱玛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关闭了数学学校,理由是它们在探索最好留给恶魔的秘密。据传说是这样,虽然我们也存在疑惑,因为土耳其人与俄国人一样都拥有悠久的数学传统,而且他们在当代也确实非常成功地步入了计算机文明时代。托特男爵曾经创作了具有高度可读性的4卷本回忆录,尽管其中不乏修饰之词,却无疑反映出当时的实际状况。最后,托特男爵训练出了炮兵部队,但未得到耶尼切里军团的认同。

1787年,为了夺回克里米亚半岛,奥斯曼帝国再一次对俄国宣战。在经过荒谬的分析之后,奥斯曼帝国认为瑞典人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确实,瑞典人随后也对俄国发起了进攻。然而,战争结果证明,俄国人之所以不能集中精力对付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陷入与波兰纷争的之中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而瑞典军队的牵制仅是次要因素。尽管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未能扭转整个战局,因为奥地利人与俄国结盟,并重新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尽管奥地利之后在法国的干预下将贝尔格莱德归还,这依然反映出奥斯曼帝国的衰颓。俄土战争中的一个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发展问题的插曲,更加表明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托特男爵为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奥斯曼帝国发展炮兵的必要资源依然缺乏。那么,奥斯曼帝国应该选择一些巨型火炮,还是采购一些小型火炮呢?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巨型火炮,并将其部署在第聂伯河河口地区的奥恰科夫要塞中。在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守军从奥恰科夫要塞中发射了一颗巨型炮弹,这颗炮弹在空中化成无数的碎片,炮座也被毁坏。奥恰科夫要塞最终陷落。这个战争插曲导致君士坦丁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外国人不可信赖,还是需要启用更多的外国人,开展更宏伟的项目?

178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逝世后,他备受赞誉的侄子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接任了苏丹。正是在塞利姆三世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自觉地开启了西化进程。当时,“东方问题”已经开始凸显,需要他妥善应对。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至今依然伴随着我们:当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将会发生什么?“东方问题”涉及各个方面:战略、经济以及宗教。东正教俄国是否会再次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一个拜占庭帝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俄国在与英国和法国结盟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便于在两者间制造分裂。1789年,“东方问题”第一次摆到桌面上:拿破仑率军入侵了埃及。

著名的德国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曾指出,德意志的宏伟历史可以用一句话来开始:“它最初由拿破仑开启。”通过在近30年的战争中对外输出革命,拿破仑自上而下动摇了腐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并开启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拿破仑也在西班牙制造了同样的效果:从西班牙(而不是英国)的视角来看,半岛战争是历时长久的内战的开端,仍未得到完全解决。众所周知的是,此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在某种程度上爆发了内战,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以说,这个问题也一直伴随着我们。1789年革命赐予了法国巨大的能量,到1797年时,法国所占领的疆域已经远远超出旧王朝的范围:法国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拥有一系列附属国,包括已被法军占领的旧威尼斯王国;欧洲低地国家,比如比利时和荷兰,也被法国占领。由拿破仑担任将军职位的新革命政府,采纳了软弱无力的前任政府提出的主张。在与英国的争夺中,法国失去了印度和北美,为何不用更加贵重的礼物——比如黎凡特或者近东地区——补偿自己呢?此外,对于妄图在巴黎控制全球的执政者来说,占领那些地区之后,不管是借道潜在的盟友波斯,抑或修建一条从苏伊士到红海的运河以通行战舰,法国都能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存在。

1798年7月,时年28岁的拿破仑以法老的化身自诩,率领一支法国军队偷偷越过英国海军的封锁线,在埃及登陆。他率领法军与乘坐着骆驼、挥舞着军刀的马穆鲁克统治者展开激战,结果大获全胜。马穆鲁克统治阶层中最聪明的群体已经意识到,拿破仑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可以使埃及摆脱腐朽的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尽管法军遭到严密封锁,自负的英国舰队总指挥威尔逊在慢半拍地发现法国舰队之后,率领英国舰队将其摧毁,但是拿破仑在埃及第一年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糟糕。随后,拿破仑率军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占领区,但在一些地区遭到顽强抵抗。拿破仑下令处死了一批犯人,这有损其名誉。1799年,拿破仑意识到法军已在埃及遭遇失败,便偷偷返回法国,很快就掌握了政权。但是,拿破仑已经开启了“东方问题”,并使埃及走上了引人注目的西化进程。在埃及时,拿破仑非常清醒,善于利用当地民众和驻守在那里的法国军官。在此进程中,一位颇具魄力的人物脱颖而出,他就是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

阿里是一位阿尔巴尼亚人(一生都讲着奥斯曼土耳其语),他创建了一支专业化的陆军和海军,吸引外国专家到埃及发展工业,派兵入侵了阿拉伯半岛,并控制了从那里兴起的狂热的瓦哈比运动。对此,塞利姆三世几乎无计可施,只得授予阿里总督职务。实际上,阿里已成为新埃及的国王。正如土耳其历史学家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所指出的,在这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埃及,而帝国的沉重负担则在巴格达。1807年,塞利姆三世同时面临着英国的威胁(只不过因为在法国大使的协助下加强了首都的防卫,才击退了英军的进攻),此外,奥斯曼帝国还陷入俄土战争之中。然而,我们又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处于战争之中,因为塞利姆三世自身的军队,也就是耶尼切里军团,正忙于收取保护费而无暇参战——每一个军团中的实际在岗人员只有总数的一半。由于拿破仑在1812年进攻俄国,俄国便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奥斯曼帝国为此放弃了黑海沿岸的一块非常有价值的土地。这块土地位于多瑙河三角洲上游地区的北岸,被称为南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在土耳其语中也就是“Bucak”,意为“角落”)。这个地区非常重要,因为来自中欧地区的贸易主要通过这里的港口到达黑海。尽管奥地利会优先使用的里雅斯特港口,但是对于这条多瑙河商路也颇感兴趣。土耳其被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它将如何应对呢?印度和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这两个帝国都崩溃了。

塞利姆三世建立了一支新军,这支新军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兵营中秘密筹建的。塞利姆三世模仿穆罕默德·阿里的举措,在那里训练士兵。但是,他面临的问题显然多于埃及的统治者阿里。18世纪,不管是巴尔干地区还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地方首领,都已获得了苏丹出售的税收权,然后这些首领就开始藐视中央权威。在私人军队的支持下,地方首领实际控制着领地,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台佩德兰的阿里帕夏,台佩德兰包括山地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南部以及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拜伦勋爵曾经拜访过这个地区,并被当地特有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巨型的垫席、地毯、水烟、女孩以及娈童(奥斯曼帝国豢养娈童的行为引起了英国官员的耻笑,因为他们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有男孩是因为他们对一夫多妻制感到烦恼)。阿里帕夏所谓的女儿是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一书中的女主角海黛(Haydée)的原型。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还存在另外一块巨大的封地,这块地区以鲁米利亚著称,距君士坦丁堡不远。

塞利姆三世试图利用当地的耶尼切里军团控制这些封地领主,后来又用封地领主反过来制约耶尼切里军团,结果导致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1807年,塞利姆三世遭到罢黜,由软弱无能的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Ⅳ,1807—1808年在位)接替苏丹职位,塞利姆三世建立的新军队也被解散。后来,一位聪明的大维齐尔通过借助厌恶耶尼切里军团恶行的欧莱玛和其他阶层的支持,策划并推翻了穆斯塔法四世的统治。但是,耶尼切里军团暗杀了塞利姆三世,苏丹之位又被其同父异母的年轻弟弟马哈茂德二世(Mahmut II, 1808—1839年在位)接任。马哈茂德二世准备实施一项长期计划——若依此计划,奥斯曼帝国复兴指日可待。

耶尼切里军团不仅在君士坦丁堡,还在其他城镇——甚至在叙利亚——大肆为非作歹。随着改革的推进,军团战士对于自身的处境日益担心。马哈茂德二世采纳了一个好建议,对待耶尼切里的态度非常谨慎。通过一种平和的方式,奥斯曼帝国重新组建了一支新军。奥斯曼帝国举行了一场由当地显贵参加的全体会议,并达成了关于发展的协议(尽管大部分地方显贵由于担心在宴会上被暗杀而没有参加,使得这项决议的效力大打折扣,但是这项协议使他们误以为苏丹软弱无能)。奥斯曼帝国各项事务都在慢慢步入正轨,大批外国专家也前来帮助训练新军。这无疑是一个新土耳其的开始。

军队和现代化都是很好的主题。在大西洋世界,相关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发展转型,军队成为工具而不是推动力。在大西洋世界之外,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主要取决于蒙昧的行政机构以及愚钝的地方统治者,而军队则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在俄国或者奥地利(甚至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如果政府希望建立现代化的学校,也必须依赖军队的支持。维也纳最好的学校是特蕾西娅士官学校,俄国最好的学校容克学院也是一所军校,而柏林的军事学校则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包括列夫·托尔斯泰以及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在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的指挥下,普鲁士于1870年获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此外,毛奇还创作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19世纪30年代,毛奇曾在奥斯曼帝国担任外国军事顾问,他从那里寄往普鲁士的信件成为经典之作。1794年,在法国革命军队获得了弗勒吕斯战役的胜利之后,低地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当时,法军占领了著名的鲁汶大学。在布满粉尘的教室中,学生们都在以拉丁语严肃地讨论着问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以礼貌或友好的方式进行交谈。法军将战马拴在规定区域,将校长流放到圭亚那,然后将那里变成一所医疗和机械学校。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将会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塑造一个现代土耳其。

当然,在取得这些进展之前,奥斯曼帝国定会经历一系列灾难,而且这些灾难也最终降临。埃及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巴尔干半岛爆发了独立运动。早在1804年,塞尔维亚就已经爆发了起义,一位名为“黑色乔治”的塞尔维亚人曾一度自立为塞尔维亚王子。在经历了近10年的战争之后,另一位塞尔维亚王子通过在表面上承认苏丹宗主权的方式,建立了略具雏形的现代塞尔维亚。在旁观者看来,这似乎表明基督徒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获得了自身的解放。然而,当局者却知道这个进程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之时,“黑色乔治”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当与法国爆发战争时,俄国又将“黑色乔治”抛弃。当然,“黑色乔治”也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打击当地耶尼切里军团的一枚棋子。然而,几乎所有宣称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起义都并不仅限于此,这可以通过后来最具传奇色彩的希腊独立运动体现出来。

自奥斯曼帝国统治伊始,希腊人就一直经营着一个国中之国,控制着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广大地区。东正教牧首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地主,因此围绕这个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1453—1918年,仅有4位牧首是在任职期间寿终正寝的)。士麦那港口主要由希腊人和黎凡特人控制,成为地中海贸易网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距离港口非常近的希俄斯岛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地区的商人已真正地步入了国际化:他们是天主教徒,有时候拥有半意大利化或者半希腊化的姓名,比如卡尔沃科雷西或者马夫罗科达托,这些商人操持着一种混合着意大利语和希腊语的被称为“frangochiotike”的语言。18世纪晚期,他们开始在伦敦立足。

1770年,叶卡捷琳娜女皇试图在摩里亚半岛(Morea,这个称谓来自一个意为桑树的词汇),或者说在曾诞生了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举起东正教大旗。俄国军官在此地登陆,并不断制造麻烦,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此时,法国和俄国开始介入东地中海地区,俄国甚至一度占领了希腊西海岸外的7个爱奥尼亚岛屿(这些岛屿中最大的是科孚岛),这促使局势迅速转变。这些岛屿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地,但是威尼斯在1797年被法国占领。在奥斯曼帝国历经磨难的18世纪,有这样一个成功的故事:希腊的商人和船队熟练地运载着来自中欧地区的货物穿过的里雅斯特,或者是运载着来自俄国的货物穿越敖德萨,然后再运往萨洛尼卡或者士麦那。这些商人与伦敦的共济会联系密切,而且一个效仿共济会的秘密组织也逐渐建立起来。在君士坦丁堡芬纳区的富裕希腊人中,不乏希腊独立运动的同情者。在俄国的默许下,一些希腊民族主义者在一位名为伊普西兰蒂(Ypsilanti)的王子的带领下,横渡普鲁特河,于1821年进入摩尔达维亚,希望发动一场起义:当时,希腊人控制着天主教会上层,甚至在罗马尼亚地区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在商人以及贵族阶层中也占有很大比重。那次起义失败了,因为比起希腊人,当地的罗马尼亚农民更倾向于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人。但是,摩里亚半岛还爆发了另一场起义。一位教职人员领导了此次起义,并针对科林斯的穆斯林民众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甚至连妇孺都不放过。在实现停火之后,这些起义者又试图通过英国组织的安全通道逃离这个地区。

时隔不久,有关此次暴行的消息就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迅速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但是,奥斯曼帝国在处理此次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将牧首绞死,而这位牧首曾经强烈地谴责叛乱者的暴行。除牧首之外,一同被处死的还包括芬纳区的其他20位地位显赫的法纳尔人。奥斯曼帝国所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错杀了希俄斯岛上的居民,这些人完全忠于奥斯曼帝国。靠近希俄斯岛的萨摩斯岛,特产海盗和一种清冽的红酒。萨摩斯岛上的居民憎恨希俄斯岛的居民,在一个漆黑寂静的夜晚,来自萨摩斯岛的希腊人偷偷在希俄斯岛登陆,并将一些无辜的巡警投入海中。此次事件很快就传到了士麦那,当地的一位名叫卡洛斯曼努格鲁(Karaosmanoğlu)的地方长官下令进行报复。奥斯曼帝国在希俄斯岛实施了大屠杀,这可以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所遭遇的第一次公关危机。德拉克鲁瓦(Delacroix)绘制了一幅作品,作品中充斥着遭到强奸的处女以及凶残的亚细亚士兵等。欧洲浪漫主义者被彻底激怒了。

这些浪漫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当属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也就是拜伦勋爵。当时,正值35岁的诗人拜伦才思枯竭,濒临破产。拜伦对自己的情妇特雷莎感到厌倦,并将这位女士送回到她在拉韦纳的上了年纪的丈夫身边。拜伦将会向世界证明自己并没有走向终结,这只是一个漫长征程的开始。当时,许多西方诗人都会前往古怪的地区,站立在防御工事之上,喝令人们禁止通行。拜伦前往科林斯港湾的迈索隆吉翁地区,并与一位名叫劳卡斯的男孩坠入爱河。为了得到一件骑驴时穿的金色外套,这位男孩吵闹不休。与此同时,这位男孩的亲戚“礼貌地”将拜伦的钱财席卷而去。随后,我们这位浪漫的诗人便转头向墙上撞去,于是拜伦成为希腊独立运动中的第一位烈士。在名为“莱拉”的诗歌中,拜伦已经将自己的追求道出:“在自我忏悔的乳房中/它的柔软可能取自其他地方/在忧伤的警觉中,那可能会带来压迫/灵魂是令人憎恶的,因为爱得太深。”他并没有添加他的另一行诗句,即“罕见的柴把热情地燃烧”。如果拜伦和德拉克鲁瓦都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那么奥斯曼帝国将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当时,年轻的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已仔细拜读了拜伦的作品。

这些人认为希腊是个浪漫的国度,与在17世纪激励法国前行的古典罗马迥然不同。这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于法国统治地位的部分回应,而且也展示了古德意志词句极其复杂的结构:动词位于末尾,关系从句演变成为一个冗长的形容词短语,而在这个短语中分词位于名词之前。如今,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德国人已难以遵从这样的语法结构,况且当年康德在柏林接受的就是英语教育。北欧民众为希腊独立运动感到疯狂,而且在后拿破仑时代也存在大量退伍且没有工作的军人。希腊商人非常有钱,因而可以雇佣这些失业军人:卡尔沃科雷西以及马夫罗科达托就混迹于伦敦、巴黎以及圣彼得堡的共济会圈子。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疏远他们,然而这些商人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由于其中一些人,比如来自俄国的沃龙佐夫斯(Vorontsovs)与英国的上层社会缔结了婚约,形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成为一名反奥斯曼帝国斗士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并非“谎话”(humbug,一个古老的英国词汇),而是涉及实际行动。在实施暴行方面,希腊人也毫不逊色。后来,穆斯林受害者被遗忘,而希腊人却善于进行公关。相比于希腊人,令人谈虎色变的土耳其人则不擅长公关。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被迫进行辩解,声称受害者数量被夸大,而且无论如何都是他们的错。尽管西方列强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但是它们知道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可以说,这一点不容置疑。奥地利的梅特涅(Metternich)是一位直言不讳的保守分子,从来不做白日梦:他曾说过,希腊注定会迎来新生。

大部分希腊民族主义者的传奇故事都是虚构的。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被意大利人摧毁的,而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如果要评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他们拯救了拜占庭帝国。在亚历山大之后,古希腊被凯尔特人摧毁。8世纪时,希腊又被斯拉夫人再次摧毁。在拜占庭时期,希腊重新经历了希腊化过程,以至希腊人是希腊化民众还是拜占庭民众,在希腊民族主义者中尚难达成一致意见。希腊农民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低俗形式的语言,这种语言仍保留在教堂用语中。此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充斥着瓦拉几亚人。瓦拉几亚人是与罗马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相关联的游牧民族,他们占据了除雅典之外的其他地区。很快,希腊叛乱就演变成一场内战,各个武装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希腊叛乱分子只有在海上才能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相比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